黄仁宇现象

祝融

<P><FONT face=宋体>    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
都中央军校毕业後，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一九四三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
尉参谋。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
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四六年参加全国考试後，获保送入美国陆军
参谋大学；毕业後曾任国防部参谋。一九五零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分退伍。再
度赴美後，于密西根大学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一九o(︶︿︶)o 唉）。曾先後在南伊利诺大学和纽
约州立大学任教，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万
历十五年》，《中国的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放宽
历史的视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书。曾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
的编写。</FONT></P>

祝融

<P 150%">  
                                        刘志琴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１９６２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不久，我就读了这
本著作，并深深地为这新颖的题材和写法而吸引。但是同行中也有不少人对该书颇
有微词，按照大陆史学界传统的看法?其实也是在５０年代以来?，这很难算是学
术著作，没有大量的引文和资料，没有条分缕析的章节，通篇是大白话，不过是一
本通俗小册子，上不了专家的案头，当然更不劳专家去评论。

　　然而就是这样一本薄薄的，装帧简单的小书，销售额逐月上升，在史学著作发
行普遍不佳的情况下，这本书像是闯出来的一匹黑马，不容得人们不正视。怎样评
价这本书一度成为明史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记得在南开大学第一届社会史的讨论
会上，我与明史老前辈郑光挺教授坐在同一饭桌，他对此侃侃而谈，大意是明末是
中国历史上新旧交替而又极其重要的时期，作者能把这一时期关键性的人物、典章
制度和复杂的政治文化现象，融会贯通，系以一年，抒发自己的见解，以简约流畅
的文笔，描述了王朝末世的社会状况，是有功力的。当下《历史研究》的编辑就向
郑老约稿，表示要支持一下这本书，郑老指向我说：“你约她写。”我因为手中忙
于他事，不便承诺，虽经多次催促，也未能启动。

　　虽然我没有就该书写评论，但非常关注这本书的社会反响，眼看一版再版，由
简装而精装，其销量十多年不衰，可谓创下了历史著作出版的新记录。尤其引人兴
趣的是，《理论信息报》在８０年代曾经刊载，在作家中进行“最近读什么书”的
调查，有５个作家列出近期阅读的书目，各人都不相同，连当时在文学界最走红的
作品，也只有１个人次；唯一的例外是《万历十五年》，同时出现在两个作家的书
目中，其概率是三分之一，比其他作品每种只占五分之一来说，高出了一倍，而且
是跨了学科。虽然这只是短时段的抽样调查，不无局限性，却对史学界提出了一个
带有挑战性的问题：大陆已出版的历史著作何啻成百上千，在此调查中没有一本打
进作家的阅读书目，只有《万历十五年》有此幸运?

　　在史学家们喋喋不休争议这算不算学术著作的时候，读者却作了自己的选择，
而且不是文化层次低的，是作家。如果对历史有兴趣的文化精英都不垂青国内的史
学著作，那这些著作又给谁看?邵燕祥先生有一次对我说：“看了你的一篇学术论
文，写得不错，能有几个人看哩?”我讪讪地回答：“大约就是同行吧”。“同行
中有多少?”“也就搞相同课题的人。还要有机会看到这一杂志的，十几个、几十
个，不会多。”作为一门在古代显赫一时的历史学，在现代读者愈来愈少，已是不
争的事实。这反映史学的社会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是人们对历史
丧失了兴趣?

　　不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阅读的内容愈来愈多元化，但是选择的多元并未冲
淡对历史的兴趣，影视中最走俏的是历史剧，不论是正说还是戏说，都拥有广大的
观众，如果这方面的问题不在读者，那就要请作者反思?在《万历十五年》受到读
者普遍欢迎的时候，在圈内叫好的却不多，至少在８０年代是如此，正就了中国的
一句老话“墙里开花墙外香”。要知道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史学是个重灾
区，不仅是“评法批儒”搞乱了思想，更重要的是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影响和空疏学
风，把本来是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历史，变成僵化的八股，干瘪的教条，使人望
而生烦。这一状况迟迟没有改变，８０年代初学术界流行一句顺口溜：“解放了的
哲学，活跃的文学，繁荣的经济学，沉默的史学。”如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
史学，在文史哲经四大学科中处于滞后的局面。《万历十五年》在这一时期出版立
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反映了民众对教条化的史学读物早已厌倦。且不说别的，
就是将一个王朝的盛衰浓缩到一年的这一研究方法，在国外屡见不鲜，而在大陆３
０年见所未见；以人物为主线，从政治事端、礼仪规章、风俗习惯描绘社会风貌，
就引人入胜；在论理中有故事有情节，具体生动，不落俗套，使读者兴趣盎然。我
想，如果不是《万历十五年》而是其他历史著作捷足先登大陆，只要有类似的特点，
也一样有轰动效应。

　　然而可悲的是，在读者以自己的选择表现好恶倾向的时候，史学界的同仁并非
都能由此促进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变革，甚至有囿于成规，对《万历十五年》置
以不屑。读者的选择与研究者的价值判断两向背反，这在５０年代、６０年代和７
０年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历史学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使史学读物成为政治读物的
一种，又有谁敢在史学问题上与政治较量，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李秀成、海瑞等
等许多历史问题的论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政治问题提出的，民众只是被动的接受
者，难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选择。改革开放促进了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万
历十五年》倾注的热情，反映了民众渴望史学变革的愿望，而圈内的史学工作者却
滞后民众的需示，造成“墙里开花墙外香”，这可称为“黄仁宇现象”，这一现象
又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

　　事实上，《万历十五年》并非是黄仁宇先生的力作，在这以后大陆相继推出他
的《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和二十一世纪》、《纳逊河边谈历史》也未引起如
期的反响。但是《万历十五年》发行的常胜不衰，反映了大陆至今还没有取代它的
同类著作，是大陆缺少行文论史的高手?当然不是。是史学工作者无视读者的需求
?也不是，从六七十年前史学大家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张荫麟的《中
国史纲》等名著成为雅俗共赏的上品来说，国内史学界并不缺少学术著作通俗化的
传统，为什么现在的同类作品反而难如人意?这既不是作者和读者的问题，那就要
考虑，是不是学术导向有所缺失或偏差?

　　自然科学界已有这样教训，出重金悬赏优秀的科普读物，经年无人问津；鼓励、
邀请著名科学家写作科学人文著作，更是门庭冷落。如果说自然科学以大自然为研
究对象，面向读者并非是专业方向的话，社会科学界以古往今来的社会为研究对象，
面向社会的需求理应是天经地义的任务，而社会科学界连自然科学界的这一步也未
做到。如果说是全不理会，也不是，试看时下的有关社会生活的历史读物，热热闹
闹，花花哨哨，仔细一琢磨，这全是市场运作，靠市场驱动并不错，但市场的急功
近利，又肇致此类读物低水平的简单重复。要提高这类著作的水平非要有经年累月
的积累和研究不可，这又缺乏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和鼓励。以与民众最贴近的社会
风俗史研究来说，至今尚未进入国家社会基金资助的范围，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关风
俗通、风俗论的佳作迭出，东汉的应劭，清初的顾炎武，都以一代大师之才写出传
世之作，至今此类题材反而视为另册，岂不是咄咄怪事?看来史学研究资助的重点
仍然拘守于政治、经济、思想、中外关系等传统范畴，而这一范畴已形成研究课题
和写作体裁、风格的既定框架，很容易框定作者写作才能的发挥，因为违背这一程
式的往往不被学术性所认可，横跨在作者头上的无冕之王——职称，更是一把杀手
锏。种种导向都限制了从这一领域的开拓和深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９０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锐
不可挡的态势，改变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传统定位，史学著作也失去神圣的光
环，从资政济世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甚至成为茶余饭后的消闲读物。
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帝王师”，沦为民众的一枝笔，这对专事研究王
朝盛衰，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抱负、大事变、大业绩的治史传统是个挑战。史学著作
从治国经邦到阅世知人的转化，不仅要开拓前从未涉猎的领域，也在改变研究课题
的方向，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大雅之堂。在读者、
作者和市场作出这样选择的时候，科学研究基金尚未能跟上这一迅速变化的趋势，
以鼓励和资助的方式提高此类著作的含金量，把这类民众最关心的课题弃之市场运
作。而市场急功近利的操作，短平快地成批生产，使得这类作品缺少学术研究的基
础，数量愈多，质量愈差，好作品难得一觅。出版热点与研究热点的分离，在市场
经济中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但长此以往，在学术界有地位的，不是社会需要的，社
会需要的又未必是学术界看中的，这何以提高大众读物的水平?《万历十五年》正
是从这一方面满足了读者的需要。

　　在８０年代初未能践约的书评，想不到在黄仁宇先生逝世后，又受到约稿。１
８年过去了，回顾这一历程，“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
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
务功能的转化。

　</P>

祝融

<TABLE borderColor=#808080 cellSpacing=1 width=630 border=0><TR><TD height=40><P 150%"><FONT face=楷体_GB2312 color=#ff0000 size=5>                 "黄仁宇旋风"风起何处？</FONT></P></TD></TR><TR><TD><P 150%">  
                                         甘琦

　　被冠以"黄仁宇作品系列"而由三联书店5月间整体推出的黄氏四作--《万历十五
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国大历史》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以下分别由首字代之）--正此起彼落地出现在时下各个以人文社科类为主体的排
行榜中。核其印数，《万》书自82年中华书局首印以来，书出三家之手，累计印数
已逾十万册；《赫》书92年三联初版、此番合入"系列"，印数近四万；《中》、
《资》两书首印各两万五千册，三个月不到，一并批发殆尽，且市场需求仍在不断
上扬，已呈旋风之势。这一系列由史家撰写的作品风靡若此，关注书业的人不禁要
问：究竟风起何处？
　　对此，笔者做了若干电话采访，万圣书园总店店面的小李、小区和小隋既出于
职业、亦出于兴趣而进行的随机录音采访更是提供了来自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生动信
息。
　　"我看《万历十五年》跟看小说似的，一口气读下来，硬是没放下。"《万》书
写得好看，差不多是公认的。
　　"能把历史写成这样，能不爱读么？"另一位多年前读过《万》书今又购其"系列
"的读者说，"当年读《万历十五年》，让我大吃一惊，不说万历皇帝，就说海瑞吧，
以前我只知道他是个大清官，敢和皇帝作对，挺佩服他，读了黄仁宇的书，知道这
些倒是不假，可味儿全变了，原来他还是个特别守旧的官僚，一味提倡节俭，连甜
食都不准民间生产，不懂经济，只知道用道德和政治压力管理社会。他的几起几落
也是复杂奥妙得很，远不是我能想象到的……总之我从此才觉得读史入了门，黄仁
宇就算我的启蒙师傅吧，如今他又出了《中国大历史》，就更想知道他对整个历史
怎么看了，能不买么？"
　　社科院文学所贺兆田认为，《万》书的好处之一是给人一种"历史切身感"。这
该是史书独具的魅力吧，如果抽掉具体的、感性的东西，历史将变成可疑的概念和
符号，而人们之所以读史，可不是为了听一堆教条。
　　许多访谈表明，多年以来《万历十五年》为黄仁宇在知识大众中树立了一个史
家的品牌。支持这个品牌的当然少不了十数年明代漕运和财税的研究、百余册《明
实录》的功夫，同等重要的，恐怕还有作者中年治史所阅历的人生世事，亦中亦西
而养成的国际化和现代化的眼光。有了这样的雄厚底子，再设以"使历史专题的研究
大众化"的目标--这一目标导致其通俗化的写法：剪裁史料上避免艰涩，切入时见微
知著，描述上引人入胜。于是成就了一部"不伦不类"的作品，既不是学术书、也不
是商业书，既不枯燥、也不浮躁，以至在众多的出版物中逸类超群，常销不衰。

　　当然，不论作者还是读者都没有满足于1587年这个"在历史上实为平平淡淡的一
年"，于是有了另外三部远为宏观的作品及其更为广泛的读者群。
　　多数被询问到的读者表示他们相当在意黄仁宇的"美籍""华裔"（实指东西方）
的双重背景。"这样的人讲出来的历史，至少不该是陈辞滥调吧？"一位"只是翻了翻
"黄仁宇的年轻读者推断说。
　　考察黄仁宇的治史方法，不难发现，"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
度检讨历史"，这一点迥异于以儒家传统为中心的正史观。而重归纳、重综合、试图
从长时段看历史的研究风格也不同于美国汉学界主流的"显微镜"眼光，倒是深得法
国年鉴学派的营养。
　　"技术的角度"指的是一个社会"在数目字上的管理"能力，即以"商业为主体的管
制方式"替代"农业作基础的管制方式"的程度。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先决条件，是"使
全部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全民概归金融及财政操纵，政府在编制预
算、管理货币、厘定税则、颁发津贴、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时，即已普遍地执行其任
务，而用不着张三挨打，李四坐牢"。换言之，"技术的角度"就是现代化的角度。
　　"这就是黄先生解读历史的主线"，问及四年前开始接触和处理黄仁宇书稿的责
任编辑潘振平，他说，"因此对中国读者而言，黄先生的历史著作有一种强烈的现实
针对性。""他站在现代的立场上看待传统，分析为什么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能从传
统社会的架构中脱胎出来；在中外历史上，以现代商业组织代替传统的农业组织其
具体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显然易于激发当代人的共鸣，因为正面临着这样的问
题。"读史跳出来并不容易，中国史家应当适当学一点"，这位学史出身、编辑过
《天朝的崩溃》、《陈寅恪的最后20年》等大量学术和准学术著作的编辑该不会是
无感而发。
　　如果留意近年来社会心理的变化，不难看出，"大历史观"的畅销似乎打破了人
们对宏观理论越来越谨慎乃至冷漠的态度，对此，资深编辑梁晓燕说，"一般的宏观
历史观容易带有扩张性，给人一种霸气，而黄仁宇以一个史家的通达心态有意给历
史留出许多缝隙。他着重于具有宏观信息的历史细部，体现出感性和理性的交融。
""当然，历史专业的研究者难免会提出质疑，但就算汤因比也有不少史实错误，并
没有妨碍《历史研究》成为伟大作品。"梁女士评价黄仁宇是一个"宽厚和成熟的历
史学家"，他的作品"通俗而有穿透力"。
　　"宽厚和成熟的历史学家"最好能碰上"宽厚和成熟的读者"。
　　有位历史专业的读者说，"也许因为《中国大历史》原是写给外国人的，《赫逊
河畔谈中国历史》原是写给报纸副刊的，难免受限定，不容易充分，但《万历十五
年》却是踏踏实实的传世作品，至于《资本主义与21世纪》，我虽然还没看，但从
作者关注的问题，我知道这家之言是非听不可的。"
　　另一位名叫黄震的大学法律系学生如是说："他是否戴着一种新的有色眼镜，我
难以预测，问题是他对我们的思想是否有新的帮助，对我们的生活是否有新的帮助。
"
　　事实上，黄仁宇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
者为主。如果不从职业而由心性划分的话，我们不妨借用北大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博
士闲谈间的一种说法：无非两种。一种是本来就爱好历史的人，就象有人爱好武侠、
有人爱好杂文；另一种是智者型的人，他们分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
　　一位从商多年、曾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说，"象智谋大全、经商秘诀、谁谁必读
那类的书怎能满足一个好商人呢？要想把握大势，还得多读黄仁宇这样的书，只可
惜少了点。"
　　90年代忙碌的中国人于演义秘闻之外的严肃史书确已暌违得太久了，二十四史
宛如隔世，通行的通史提不起精神，可信的不可爱、可爱的不可信，遑论既不可信
又不可爱的呢？黄仁宇让人眼前一亮，把一条和明天一脉相承的昨天展现出来，与
你细加评说。虽属一家之言，却也言之成理。恰逢你思之若渴的时候，这"旋风"之
能刮起，也算是其来有自了。
</P></TD></TR></TABLE>

祝融

<TABLE borderColor=#808080 cellSpacing=1 width=630 border=0><TR><TD height=40><P 150%"><FONT face=楷体_GB2312 color=#ff0000 size=5>纪念黄仁宇</FONT></P></TD></TR><TR><TD><P 150%">
　　黄仁宇先生辞世了。这是进入这个千年以来，最让我黯然的消息。
　　黄仁宇先生应算是史学界的异数。他半路出家，发愤苦攻，在大多数国人已经
子孙绕膝、准备颐养天年之时，而终能以一介白首而成为有所成就之职业历史学者，
其人之愍志学术之毅力，在这个崇尚未老先衰和不学无术之时代，凿要让人敬佩。
他从为大多数人视为学术生涯终点之时际出发，年五十七始发表第一篇著作，到今
以八二高龄谢世，中间凡二十五年，勤奋终始，笔耕不歇，学术造诣亦日臻完善；
夫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之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完美之发扬。因此，无论其
学术造诣如何，其史家地位该如何评定，其人谨严的追求学问之治学精神，亦足垂
范后人。
　　考察历史，不外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大处居高临下地看，大刀阔斧而不纠缠于
细枝末节，以试图厘清历史发展之大脉络为目的，尤以现代英国大史家汤因比（AR
NOLD TONYBEE）之“大历史”（MACRO-HISTORY）观点为代表；以此出发，达至通史。
此一史观在西方，或还可追溯至十八世纪大史家吉本（EDWARD GIBBON），甚至更早，
到今天仍为一些著名史家所秉持，如在斯特夫里诺斯之近著（Leften S. Stavrian
os, Lifelines from our past: a new world history）；另一种是从小处、细微
处入手，以阐发清特定历史时期之特定历史事件为目的，若著者功力深厚，则或可
牵藤摸瓜，连带考察出更多问题，以此出发，常为专史；尤以我国现代大史家陈寅
恪为代表，如其通过考察陕西关陇集团而证出唐代政治制度特点，更是由小及大之
典范。此二种方法，各有利弊；前者有如从望远镜中看历史，视野开阔，气魄恢宏，
线条粗旷，如此则难免会流于浮浅，力度不够，使人每每知历史事件之所以然，而
不知其然；后者有如从显微镜中看历史，细腻明晰，有时则难免困于一隅，不能旁
通，使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当然，尤其在大史家之著作中，此二者并非
泾渭分明，严格划清，而是互有参杂。因此，这种两分法只代表了史家历史考察法
之倾向性，而不是非此即彼。
　　黄仁宇先生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其史观自然难免会杂有两派之特
点。两派观点虽有差异，如哈佛学派之费正清先生“重分析”、“用演绎法”，而
剑桥学派之李约瑟则“以综合为主”，（《中国大历史》），然而两派都不愿拘泥
于历史之片断，而试图要厘清整个历史发展之脉络，因此实质上都有汤因比之“大
历史观”之特点。黄仁宇先生亦自称信奉大历史观，试图“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
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中国大历史》），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
史，这些特点，尤其在《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著作中，得到
了体现。然而治大历史必要有扎实之史学功底，穿透时空隔阂之强劲穿透力，和敏
锐把握历史命脉之深刻之o(︶︿︶)o 唉力：而要把此三者用到纯熟精炼之地步，殊为不易，
即便博学宏视如汤因比，也不能说是成功。黄仁宇更因受后天限制，治大历史自然
难免要力不从心。因此，虽然先生其志可钦，其情可叹，这后两部著作，却明显现
出力度不足，我以为他的努力基本可归为失败。
　　然而黄仁宇先生的史家地位，并不定乎此。他之必可在史界争一习之地，在二
十年前之《万历十五年》，甚至更早的《明代十六世纪的财政与税收》中，即已奠
定，尤以前者为代表。在此二著作中，虽然黄仁宇先生自称是以大历史观之方法来
考察，“不斤斤计较书中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其重点在将这些事迹与我们今
日的处境互相印证”，“不是只抓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应竭力将当日社会轮廓，
尽量勾画，庶几不致因材料参差，造成偏激的印象”（《万历十五年·自序》）。
然而从其中仍能隐隐地看到陈寅恪之影子：即从漫长历史中之一个横切片出发，
“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中国大历史》），于此
征及历史的前缘后续，从而阐发出明末政制税制诸特点，借此以更“确切看到中国
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等有它们的结构与节奏，也有它们牢不可破的特
点”（《万历十五年·自序》）。当然，黄仁宇先生并未止于此，而是同时还试图
把那个狭小的历史切片放诸于一个被人为拉大的历史时空之大视境中去考察：这里
就现出了大历史之特点。从前一个考察来说，黄仁宇先生的努力是颇成功的；然而
在后者上，则并非无懈可击。无可如何，《万历十五年》亦足可使其人在其所处身
的史杰辈出之时代之末，留下自己的身影。
　　黄仁宇先生作为史家之另一贡献，还在于他之努力将历史研究从陈寅恪式的纯
学术之高台楼阁中解放出来，以相对通俗易懂之方式进行普及，使大众能有兴趣去
了解本国之史。他的《万历十五年》等著作，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
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
之物，若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之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以观之，则黄
仁宇先生之欲树国民历史性格之功，亦不可没。在此点上，他又继承了钱穆先生的
特点：作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历史研究乃与人紧密相关，人是历史考察对象之基
本构成要素。平民作为整体，更也是创造历史之主要力量。同时，历史研究之根本
目的，还是为了为以平民及其他集团所构成之人群于现在和未来之行进，指明方向。
因此，如果历史研究远离了平民而必要寻求束之高阁之纯学术，虽然不可以之为不
可，却总还是一大缺憾：这也是钱穆及黄仁宇高明于陈寅恪先生的地方。《万历十
五年》诸著作于此亦足可无憾后人。
　　黄仁宇先生之为人景仰者，当然还远不止此。其人侨居海外，而心怀故国故民，
以老迈之身，致身学问，“宁羞白发照渌水，逢时壮气思经纶”；以败军之士，能
抛弃党私，治学但以探索民族前途为第一要务，其炎黄赤子之心，天可为鉴。“知
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吾人主义固可不同，而为民族之振起孜
孜以求之心，则无所不同，又岂能如今天的一些所谓的“学者”那样，为一己之利、
一家之益、一党之偏，而去出卖民族国家之利益，甘为人之家奴呢？
　　“死去何所道，托体如山阿”。黄仁宇先生的学术观点或可商榷，他的史学地
位或可再辨析，由后人评说；他所从事之事业虽未竟，中华民族亦正处于或再次振
兴或继续沉寂之极为关键之十字路口，诸多问题还有待于我们及我们的后来者们去
继续思考、探索。然而他之为一今已不多见的有良知之真正的民族学者，他之为探
索思考民族前途而付出的不懈努力，都足可为后人纪念。“嗟尔君子，无恒安处。
靖共尔位，正直是与”，黄仁宇先生的路还需要后人接着走下去。然而他在他曾走
过的路上留下的蹒跚脚印，却已无能被轻易抹去。他亦将以此，赢得不朽。</P></TD></TR></TABLE>

祝融

<TABLE borderColor=#808080 cellSpacing=1 width=630 border=0><TR><TD height=40><P 150%"><FONT face=楷体_GB2312 color=#ff0000 size=5>看历史，看未来    </FONT></P></TD></TR><TR><TD><P 150%">

　　旅居纽约的历史学者黄仁宇本月八日晚上心脏病发不治，享年八十二岁。黄仁
宇先生一九九四年一月十日，黄仁宇先生接受了何频的采访。这篇采访录曾刊登于
《中国时报》，并被收录入台湾《新新闻》和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之后
的中国》(另有日韩文译本)。
　　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并不因为离开家乡五十多年而有改变。在我采访他的时候，
双方都从电话里认出了对方的湖南腔。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父黄震白曾为同盟会会员。
一九三六年，黄仁宇先生在天津南开大学入电机工程系。毕业后先在长沙《抗战日
报》工作，后来入成都中央军校。
　　军校十六期毕业后，黄仁宇先生任了陆军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一九四三年
加入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给陆海
空军一等奖章。
　　抗战结束，黄仁宇先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
五零年以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身分退伍。随即，黄先生赴美在密西根大学攻读历史，
一九o(︶︿︶)o 唉年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南伊利诺大学及纽约州立大学任教，一九六七
年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一九七零年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黄仁宇先生以历史学家的身分参加《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
究工作。专著包括《缅北之战》、《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及税收》、《万历十
五年》、《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地北天南叙古今》等，其中《万历十五年》曾得美国书卷奖一九八二年及一九八
三年两次提名。现有中、英、德、法、日文版，中文版又有台北的正体字版及北京
的简体字版。此外《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将于九四年一月底出版。
　　他不仅以“大历史”史观在国际史学界自成一家之言，而且他的著作虽多属学
术范畴，却行销于市，一版再版。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日，旅居纽约的黄仁宇先生，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中国现在不象清朝末期

　　何频：您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站在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怎样来看邓小平去
世后中国局势的演变?
　　黄仁宇：一位历史学家不能预测将来的事情，只能从过去发生的事情提出若干
建议。我一直认为，中国因为o(︶︿︶)o 唉抗战已经创造了一个新体制的高层机构，又因为
内战，重新安排了农村基层组织。现在趁著经济改革的机缘，重订上下间法制性的
联系。从中国朝代历史的例子看来，和世界其他各国现代化的例子看来，中国已经
完成了从破坏的阶段而进入了建设的阶段。
　　可是，历史学家不是政治科学家，他不善于分析当前军队的动态，与政治人物
的去向，所以他不能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事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
　　何频：有人说，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有点象清朝末期，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黄仁宇：我不同意这种看法。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大革命，与以前的情形完全
不同。我看和英国十七世纪的情形才能比较.......
　　何频：英国与中国现在的情形有什么相似之处?后来是如何发展的?对中国有何
借鉴的地方?
　　黄仁宇：彼此都由过去农业体制改变而以商业法制作主的体制。也同由一个不
能以数目字管理的局面进入一个可以用数目字管理的局面。改造的时间很长，动乱
也极剧烈。当事人都不知道自己所掌握的局势之实际意义，直到事后，才能在历史
上清算出来，才能体会到各事前后连贯的真实意义。英国十七世纪的动乱，因宗教
发难始，而以经济建设终。中国虽无西方式的宗教问题，但是传统社会由“尊卑男
女长幼”的原则组成，民间供奉“天地君亲师”之神位，所推翻的体制，也实具有
宗教性格。




　　英国还有一点可以给中国借鉴的地方，即是体制改革近完成时，以法官判案的
情形造成事例，为以后遵循。司法o(︶︿︶)o 唉立法，积少成多，小处著手，可以补代议政
治之不足。
　　何频：现在的中国比较象中国自己历史上哪个朝代?与历史上各个大变动时期相
比，中国大陆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黄仁宇：我觉得中国现在是处在一个建设的阶段，我常常讲，中国在一九二零
年时象历史上的南北朝，现在则象隋朝、唐代复兴的开始，一切组织建设刚刚开始，
不是一个混乱的时候，而是一个新局面出现的机会。
　　以七十年的时间完成魏晋南北朝三百五十年的改造，也难怪过渡期间动乱之剧
了。

怎样评价o(︶︿︶)o 唉邓小平

　　何频：现在有一股o(︶︿︶)o 唉热，您个人是怎么看待o(︶︿︶)o 唉的?
　　黄仁宇：我在《中国时报》已经写出来了，一方面他对我们个人带来很大的痛
苦，但是另一方面他代表一种群众运动，这个群众运动把社会下层重新改变、组织
起来。他本人家庭方面，也承担了很大的牺牲。所以很多人说他功也很高，罪也很
重，这个矛盾是存在的。作为群众运动的代表，他是中国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他
作为个人有很多弱点，对朋友不忠，过多的运动，总是破坏，等等。
　　何频：您怎样评价邓小平?
　　黄仁宇：邓小平利用经济改革造成中国新的上下之间的联系。我们讲自由、平
等，讲权力、义务，都是空洞的，不是实际的问题。实际的问题一定要用商业的方
式，造成上下之间的联系。比如，现在中国开始讲货币，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最近
一两年大陆谈论这个问题，从前大陆谈这个问题的资格都没有，缺乏基本的条件。
过去提不到的事情，现在可以做到。现在讨论的问题是货币制度怎么改革，怎么投
资。
　　当然邓小平的有利条件在于前人把他的工作已经做好了一部分，他只是把这些
事情继承下来，他的眼光是很高深、很精明的，他尽力提倡经济改革，逐步地在经
济改革同时把法制建立起来。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中国大陆已经在走向了法制的道
路。高楼大厦怎么建立起来呢，当然无形中权利、义务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邓小平的成功不是他一个人的成功，而是蒋介石、o(︶︿︶)o 唉、邓小平这三个阶段
的成功。
　　何频：邓小平在经济政策上确实比较开放，但是在政治上他还是相当保守，在
八九年他甚至动用了武力镇压了群众运动......
　　黄仁宇：这个问题很不容易讲。首先要看清o(︶︿︶)o 唉的本质，o(︶︿︶)o 唉的结构，它
有五千万多o(︶︿︶)o 唉员，但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是文盲。所以在o(︶︿︶)o 唉决策时，不
是高层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由下层的群众决定的。
　　我也知道中国o(︶︿︶)o 唉有很多困难。中国的很多事情不能当面讲，或者讲得太直
接，很多东西讲得太明白了，就会带来混乱。中国的事情必须有忍耐性，长时期地
慢慢来变化。中国底层有太多的潜在势力，群众运动的力量太大了。

历史不会平白地重演

　　何频：邓小平去世后，新一代能否顺利地接过他的权力棒，o(︶︿︶)o 唉、o(︶︿︶)o 唉、朱
容基这些人能否站得住脚跟?
　　黄仁宇：这个问题又涉及到o(︶︿︶)o 唉内部的派系问题，我很难判断那些派系的情形
会怎么样，军队内部情形到底怎么样，具体局势如何发展。这不是我的专长，应该
听听那些军事专家、局势分析专家们的意见。
　　你所谓“站得住脚跟”，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短时间的政策能否持续，这很
难说。一是长时间内他们所代表的局面是否会整个垮台，我想不会。历史不会平白
地重演，尤其以中国过去几十年牺牲之大，破坏之深，才能达到今日的局面。如果
小不如意，即认为现局不能算数，须要一切重来，那不能和我所说“历史上长期的
合理性”切合。
　　何频：现在台湾及o(︶︿︶)o 唉独立的呼声挺高。邓小平这个政治强人去世后，如果新
的一代接班人难于一下子控制局面，如您所说的群众运动的潜力很大，在这种情况
下，您是否认为台湾、o(︶︿︶)o 唉或其他地区可能独立?
　　黄仁宇：从长时间合理性看来，中国正进入一个统一与建设的阶段，而不是一
个分裂与破坏的阶段。在历史上讲，中国现在是在长期动乱之后，到了一个促成和
平、统一的机会，不是在一个混乱的机会。四分五裂，打起仗来，不是历史基点所
指示的方向，长期的合理性是需要统一了。统一的方式有很多，如联邦制、邦联制、
自治等都可以讨论。
　　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都可能在新体制上产生问题，荷兰在十六世纪的例子可
供参考。
　　何频：这样说来，正好符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治久生乱，乱久求安”的
古话。您是认为现在是没有生乱的理由了?
　　黄仁宇：你一再提及动乱，我可以从两个立场来分析：一是害怕动乱，这本身
就是好现象。要是人人厌乱，动乱的机会就不高了。
　　相反，也可以是表示希望动乱，我当然不是指你这样想，或者觉得动乱的公算
甚高。让我这样说吧：动乱的本身不能解决问题。过去发生的动乱，尚且各有它们
背景上的必要条件在。例如军阀混战，军阀逐渐被淘汰。但是各省区间私人的军事
力量逐渐拼成一个中央军，才能主持抗战。即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各人都穿兰布袄，
吃大锅饭，但因此也挣节了一段国家资本。
　　我想不出现在再要产生动乱的理由。我曾向大陆的朋友说过，在适合的阶段中
国o(︶︿︶)o 唉应改名为中国人民党或其他合适的名目。过了时的意识形态则代之以放宽
视野的历史，也就是接受历史的仲裁，传统经典里的社会价值与现代经济生活琢磨
必会引导出来一套新的伦理观念。这都是不待动乱可以解决的问题，动乱只距这些
目标更远。
　　至于还有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则因中国已能逐渐在数目字上管理，也可以用
财政与税收政策解决。我们不要忘记过去既有不公平，而且大家都穷，所以最穷的
人穷得无以为生，才发生大规模的动乱。今日一般生活水准提高，问题的性质就与
前不同了。
　　你最好强调我是一个研究历史的知识分子，不能预见未来。从历史的角度，可
以很强调地讲是否合乎这个基点。</P></TD></TR></TABLE>

祝融

琐忆黄仁宇


　　□王春瑜（北京）

　　自从黄仁宇在美国纽约一家电影院看电影时突然倒下，与世长辞，我常常想
起这位美籍华人著名历史学家。他去世后，中国大陆掀起一股黄仁宇热，差不多
把他的所有著作都出版了，三联书店更是不遗余力。黄仁宇的著作，在史学界、
更多的是文化界，掀起巨大的冲击波。年轻学人、文化人，为之深深吸引，甚至
视为高山仰止。近年来，报刊记者来采访我，问我对黄仁宇的史学著作、特别是
《万历十五年》的评价，对黄仁宇的印象，我都如实说了。学术著作从来是见仁
见智。老实说，我不太喜欢黄仁宇的史学著作，《万历十五年》亦不过如此而已。
他比我年长多了，是前辈；但他研究生毕业、拿到博士学位，比我还晚一年。因
此，在学术上，我与他倒是平辈人。说真的，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黄仁宇留给
我的印象，比他的著作，要生动多了。

　　1987年夏，我的工作单位（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着手筹备定于次年秋
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明史研讨会，由我负责。我与王毓铨前辈商量后，他说应当
邀请黄仁宇来参加。我说，我与此公没有往来，听说他似乎学问大，架子也大，
香港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明清史研讨会，我去参加了，会上听说，港大曾向黄
仁宇发出邀请，但他没有到会。王老说，我曾在美国生活过很多年，与黄仁宇很
熟，他对我很客气，能摆什么架子？我请王老亲自写封信去邀请，王老答应了。
过了个把月，王老来明史研究室，说黄仁宇来信了，你看看吧。我一看，开头寒
暄几句，感谢邀请之类，但笔锋一转，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可惜做不到
‘千金散尽还复来’，现在我已失去纽约大学的教席，吃饭都成了问题。”因此，
他提出，我们能给他提供开会时的来回飞机票，及住宾馆的食宿费。我对王老说，
来回飞机票恐怕难以办到。王老说：“你不要相信他的，他没穷到这个份上。再
说美国有很多学术基金组织，他可以去申请。”尽管如此，我还是与室里的同事
及历史所科研处商量过黄仁宇来华事，后来又与室学术秘书廖心一一起去哈尔滨
筹备会议，跟主办单位之一黑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段景轩教授商量此事。我们达
成共识：鉴于黄仁宇已失业，可以减免他的赴会“门票”———如报名费、资料
费、交通费之类，也可少收他的住宿费，他来回飞机票，只能由他自理。后来，
黄仁宇让他在桂林教中学的妹妹，来信与我们联系，说几十年未见面了，希望能
在哈尔滨见面，同意她参加会议，并减免她的住宿费。内战使黄家兄妹骨肉分离，
天各一方。我们同情其遭遇，邀请她赴会。事实上，后来不仅免去她在会议期间
的食宿费，连黄仁宇的也免了。应当说，中国明史学界对黄仁宇是友好的。附带
说一下，这位黄姐眉清目秀，体态丰腴，温文尔雅，与瘦小老头一个、举止不脱
某些国民党军官粗俗习气的黄仁宇，适成鲜明对比。倘不说破，外人很难设想这
两人居然是兄妹。

　　临近会期越来越近，有一天，田汉的公子田海男来电，说有事要面商，我说
是不是为了黄仁宇的事？他说是。我知道，他和黄仁宇是挚友。黄仁宇在回忆文
章中，曾经提到抗战时他和田海男曾在名将阙汉骞（时任十四师师长）麾下当过
少尉排长，黄仁宇对田汉很尊敬，一直称他田伯伯。黄仁宇在文章中，多次述及
与田汉的交往，笔下一往情深。田海男与我见面后，强调黄仁宇是蒋纬国的好友，
我们应当热情接待；黄仁宇拟先来北京小住，食、宿、行都由历史所负责。我如
实向主管科研、外事的一位副所长汇报此事，这位老兄一听就很反感，说：“黄
仁宇既然有这么大的来头，田海男何不找民革中央，或者统战部接待，找历史所
干什么？”此人是研究元史的，与黄仁宇显然是隔行如隔山，对他的学问，与行
事做派，看来都不感兴趣。中国的事，从来是长官说了算，区区明史研究室，无
钱无势，于是我只好在电话中对田海男敬谢不敏，他也只好另想办法。

　　真没想到，在哈尔滨的会上见到黄仁宇，交谈后，他热情地说：“我看你的
长相与言谈，很像台湾政治大学也是搞明史的张哲郎。你认识他吗？”我说：
“知道他，也见过照片，但没见过面。”后来，张哲郎教授来大陆开会，我俩多
次见过面，我去台湾开会时，也见过面，他很健谈。我曾把黄仁宇的这席话，转
告张哲郎，他听后很感兴趣。

　　但是，总的看来，黄仁宇在会上留给与会者的印象，是不佳的。在分组讨论
时，他跟我一组，由明清史专家李文治前辈主持会议。黄仁宇o(︶︿︶)o 唉介绍美国明史
研究情况时，东扯西拉，而且草草讲完后，就退出会场，扬长而去。素以忠厚长
者著称的李文治老人，忍不住说：“美国明史学界的情况，并不是像他介绍的这
样。黄先生的o(︶︿︶)o 唉有片面性。”我认为，黄仁宇未免小看我们了，在座与会者，
都是专门研究明史的，岂能不了解美国的明史研究状况？而且他发完言就甩手而
去，这是对与会者的不尊重，特别是对李文治老前辈的不恭。

　　在另一次讨论会上，黄仁宇o(︶︿︶)o 唉时，说着，说着，竟跳起来，蹲在沙发上，
侃侃而谈。他大概是忘了，这是在国际明史研讨会上，而不是在当年国民党的下
级军官会上，或训斥国民党大兵的场所。他这样的举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与会者
的反感。更让人不快的是，他在o(︶︿︶)o 唉中，不谈明史，却大谈所谓“五百年大循环”
的“大历史观”，令我辈听之无味。还让人倒胃口的是，他大谈解放战争时，他
时任国民党军队少校，是如何在东北战场与o(︶︿︶)o 唉打仗，并失败的。他的结论匪
夷所思：“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都是土匪。早晨起来操练，
排长挨个儿挥拳向每一个士兵胸脯打去。这些土匪能打胜仗吗？”我的学长、曾
任志愿军炮兵排长、对国民党军队相当了解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汤纲教授，忍不住
站起来，驳斥了黄仁宇的这种奇谈怪论。黄仁宇又o(︶︿︶)o 唉辩解，只能是越辩越被动。
中午吃饭时，为了一件小事，黄仁宇大发脾气，怒气冲冲地大步走出饭厅。这又
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与段景轩等赶忙追上去，劝他老人家息怒。我在国内、海外，
曾多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但像黄仁宇这样的言谈举止，还是头一次碰到，真
让我开了眼界。不少与会者散会后，说“黄仁宇简直是个兵痞”。这有失温柔敦
厚之旨。

　　不过，黄仁宇对我本人，以及这次会议，还是有帮助的。我曾私下拜访他。
为了拉近距离，我告诉他，我是西雅图陈学霖教授的好友。他与陈学霖稔熟，听
后果然对我亲切多了。我说：“这是在中国开会，最好只谈学术，谈明史，免得
遭人非议。不能像在美国，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诚恳地说：“看来你对美
国还不了解，在那里，也不是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的。”我承认我对美国的自由、
民主，认识是很肤浅的。王毓铨老人对学术论文的要求，一向非常严格。他看了
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后，认为多数都一般化，因此他不参加小组讨论。我们对这位
前辈，不便说什么。多亏黄仁宇在吃饭时，直言不讳地对王老说：“毓老，您怎
么老是呆在房间里？和我们一起参加小组讨论多好。”王老为了给他面子，参加
了几次小组讨论会，这对年轻的与会学人，无疑是个鼓励。

　　哈尔滨会议一别，与黄仁宇竟成永诀。人是复杂的。在我的片断印象中，黄
仁宇是一个保留着旧军人不良习气的性情中人———尽管他在史学上有不少建树。

扫眉卧龙

强力推荐《万历十五年》

苏小妹

<P>惭愧的紧，这么久才看到祝融兄的这个好贴！</P><P>每个历史学家都是值得敬佩的，但是黄任宇先生尤其可敬，他就宛如一股清流，把历史从书斋带给民众，让大家都有机会好好了解本国历史。只可惜黄老这种风格的历史学家太少了。</P>

此情可待

<P>虽然是很有名的人物，他的书我也看了不少的  但是总的来说，一般般的    没有传说中的那么N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