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西之“中心主义”----以明清之际中西异质文化交流为视角

有穷翌

    在谈到中西异质文化交往时，我们会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中心主义”；而“中心主义”又总是无可避免地跟“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联系在一起。然而，对于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历史地、客观地去看，尤其是要将这一问题放在欧洲文化与其他文化交往的历史语境中来o(︶︿︶)o 唉。这里主要从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探讨。<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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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遍的中心主义<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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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中心主义是人类文化交往史上的普遍现象，人类文化交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和普遍的中心主义相伴随的过程。正确对待这一现象，能使我们冷静地面对文化交流当中的种种不平衡甚至不平等的现象，并从容地处理之。
    生物特质的中心主义。中心主义之普遍存在跟人类的生物本性是密切相关的。汤因比认为，自我中心是人类乃至整个生物界的本性，而这种自我中心又是各种中心主义的本质原因。从人的角度看，他认为：“当人注视宇宙时，他对宇宙的奥秘不过是投之一瞥，而且这甚至可能是不可靠的。人类观察者不得不从他本人所在的空间某一点和时间某一点上选择一个方向，这样他必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成为人的一部分代价。因此他的观点必然是片面的、主观的。”就是说，人类观察世界总要有一个视角（perspective），而这视角的选择，往往体现人类的主观性，而这主观性，从哲学本质上讲，就是自我中心的一种表现。为什么一个人选择这一个角度，而另一个人一定要选择另一个角度呢？其中起作用的就是这种主观性，而主观性的形成又是极其复杂的。在汤因比看来，这种自我中心不仅表现在人类身上，它也是整个生物界的共同特点。他说：“自我中心不仅是人类，而且也是地球上所有生物都具有的一种内在限制和缺陷。”他把生物求生或生长的本能，也看成是自我中心的体现：“在地球的生命中，自我中心的作用是两相冲突的。一方面，自我中心显然是地球上生命的本质。的确，一个生物也许会被定义为宇宙间微小的和从属的部分，它利用狡猾的机巧，使自身部分地脱离了其他生物，并且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竭力使宇宙中的其他生物服务于它自私的目的。换言之，每一种生物都竭力使自己成为宇宙的中心。”所以，对于每个生物来说，“自我中心是生物存在不可缺少的，是生命的必要条件之一”。（比如狮子就会用尿液来“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坚决驱逐胆敢来犯者）这是汤因比从纯客观的方面对自我中心所作的探究。接着，他又从社会学的角度和伦理道德角度来看自我中心的问题。他认为：“自我中心成了生命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必要条件也是一桩罪恶。自我中心是一种理智的错误，因为没有一种生物真正是宇宙的中心；自我中心又是一种道德的错误，因为没有一种生物有权利以宇宙的中心自居。”一方面，自我中心是一种生物本能，另一方面，它又跟人类的道德准则相抵触；这就使得人类（且不管生物界）不得不在错误当中生存：“既然自我中心既为生命所必需又是会受到报应的一种罪恶，那么，每一种生物都发现自身处于终身的困境之中。”于是，作为具有理性的人类，就得面对自我中心这一问题。[1]汤因比对中心主义的探讨，虽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但其结论又让我们感到悲观；由此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人类的确是生活在一种“两难”（dilemma）当中。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人类的各种中心主义实际上是自我中心的一种进一步延伸，是自我中心在某个群体、某个民族、某个地区在某个历史时期内的强烈的、偏颇的体现。我们知道，生物界的进化发展，一般是以古生物学家所谓的“优势种”（dominant types）的一系列的演替来体现的，每一优势种都有相应的生存环境；其生存环境大小，取决于它的优势的大小；但优势种并不是恒定的，优势种可以演化或蜕化为劣势种。在其蜕化或另一物种取代它的过程中，自我中心(求生本能)就是起作用的因素；只是，这当中没有道德的成分。而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各群体同样也是在不平衡中发展的；其自我中心的本能或天性，自然就会发展成所谓的优势集团或群体。当人类处于隔绝状态时，这种自我中心并不会表现出什么危害性，但是当群体和群体交往时，这种危害性就表现出来,即表现为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蔑视，或同化，或征服。总之，中心主义从一个角度看，是自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是畸形。
    社会特质的中心主义。人类在以群体形式生存且和其他群体发生交往时，其自我中心的生物本能或禀性便表现为我们常说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心主义”。正像个体和个体的之间的区别是靠差异来界定那样，差异也将群体和群体区分开来。日本学者福泽谕吉说：“轻重、长短、是非、善恶等词，是由相对的思想产生的。没有轻就不会有重，没有善就不会有恶。因此，所谓轻就是说比重者轻，所谓善就是说比恶者善，如果不互相对比，就不能谈论轻、重、善、恶的问题。”[2]群体的强大或弱小，正是在这比较中见出。但是，重物之为重物，是人通过比较衡量得出；重物本身它不会瞧不起轻物，所以，物体间就不可能存在中心主义的问题。而人群就不一样；人是主观的人，自我中心的人。当人发现自己在群体中比别人高出时，由于其自我中心的本性，他就会产生偏见，而不能将他者放在跟自己同等的位置上来审视。这样，中心主义便由生物层面上升到社会层面。
    在社会层面上，中心主义的实际形成，跟经济和强力密切相关；近代以来的欧洲中心主义便属于这一类。地理上的隔绝，也会造成中心主义；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中，由于一个群体很少或没有与外界的联系与交往，常常会产生一种既封闭又自大的心理，进而上升为一种区域形质的中心主义。中国与外界的长期隔绝，这是形成华夏中心主义的原因之一。此外，宗教禀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像基督教，它就注定要以世界的中心自居；它不可能自愿处于从属的地位。基督教和伊斯兰的一神宗教性质也注定了以“我”为中心的根源。总之，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中心主义，由于它们形成的因素不同，在研究分析时当然应该区别对待。不应该将中心主义问题抽象化。
    中心与边缘。事实证明，中心也是边缘造就的。在欧洲这个中心找到中国之前，中国绝对是一个中心；就是在这两个中心相遇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仍然是以世界的中心自居的。单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清间200年左右的文化交流也属“旗鼓相当”的文化对话。但是，两个中心共时存在的情况往往不会久长；中心与中心（但不存在两个在各个方面完全一样强大的中心）之间的相互碰撞，会造成各中心间实力的消长与自我中心欲望的消长，然后其中一个中心会在这实力和欲望的消长间超越出来，而成为一个新的、相对的中心。耶稣会士进来时，中国是地地道道的华夏中心者；但耶稣会士进来后的数百年的历史，却是欧洲逐渐成为中心、中国逐渐丧失中心的历史。这个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国人由视西洋人为“西夷”最终转变成甘愿承认别人的比自己的好，到后来，就一切都以西方为标准了。这就是利玛窦在《札记》中所说的中国人的一种“天真”的脾气；他说：“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象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3]这种“脾气”很容易导致中心位置和中心意识的失落。两个中心相遇的初期必然是对抗，一旦在对抗中分出“高下”，一个中心便成为边缘；而这个边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不自觉地去认可、服从、成全乃至会拥护新的中心。当下反西方中心主义成为后殖民时代的热门，但很多学者在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实际上是以西方的价值观为中心，用西方的理论来反西方，借用西方的话语试图发出东方的声音。退一步说，当我们提出反西方中心主义时，我们实际上已经以西方为中心了；换言之，他们在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暗含着这样一种心态，即自己不是中心。
    共时地看，在某一时间点上，在一个可供观照的空间中，中心只有一个，边缘可以有许多；当然，在某一时间点上，也存在着许多自认为的中心。中心是永恒的，平衡是暂时的；中心会受到边缘的挑战，边缘在向中心的挑战中，可能会成为新的中心。世界的不平衡状态从人类平等的角度看是不合理的，但另一面也有它的积极性：不平衡状态也是促进世界发展的动力之一；人类历史就是在中心和边缘的此消彼长的历史。当然，这不能成为我们维护各种中心主义的理由，毕竟中心主义表现出的是人性中的坏的方面。人们在反中心主义的时候，固然有反霸权的意味，但其中多少也存在着这样一种愤愤不平的心理：因为我不是中心。<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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