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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札记] 尊王攘夷,领袖群雄——齐桓公剪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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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2-3 20:22: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管仲:囚牢中的国相

    很多年以后,当年的公子小白已经成为赫赫有名的大国之君,当一度荒颓的东方巨龙在他精心的调养下恢复了元气并鳞爪飞扬,他沉重的身躯随着即位之前那一连串的惊心动魄一起落定——终于可以平静地地跪拜在祖先五庙中,将有关齐国未来的点点滴滴加以奉告。
首先不能不告的可能就是管仲。
    齐桓践阼之后开始重整河山,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于重整人马,因为之前的动乱让人心散了,队伍也不好带了——他必须重新整顿一支新的队伍去开创齐国的未来。本来,国家队队长重担是打算放在鲍叔牙的肩头。鲍叔牙,身为公子小白的师傅,随他一同出生入死,为他出谋划策,当之无愧的头等功臣,而且齐桓对他也极度信任和依赖,于是请他出任齐相。但鲍叔推辞说:臣不过是个平庸之辈,如今使我厚遇如此,那是君上的恩赐。若论治国之人,我的才能不行。在齐桓疑惑的目光中,鲍叔牙隆重推出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后来齐桓公告庙中应该提到的第一人——管夷吾。但这个名称从鲍叔牙口中爆响的时候,它的主人还是一个亡命在外的政治犯。

   
    齐桓公大惊失色:
    ——您疯了?那个什么管夷吾射中了寡人带钩,他的箭法再差一点寡人可就没命了!”
    鲍叔微笑:
    ——效命其主而已。君上若是宽恕了他让他回来,他也会这样对您的。
    齐桓公皱眉:
    ——那你说怎么办?   
    ——请之于鲁。
    ——鲁君的谋臣施伯可不是傻瓜,他就怕我用了能臣将来GDP超过他们,到时不给我,怎么办?
    ——您就让人到鲁国说,‘寡君有一个恶臣藏匿在您的国家,想要提回去诛戮示众,所以现在来请’。
    鲍叔转了一下眼睛。
    齐桓默许。

   
    综合《左传》的细节,请回管仲的事其实鲍叔牙早就在谋划了——让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左传》中齐鲁乾时之战的细节:
    乾时之战,因鲁国不满公子纠未能践君位而起,后两军交战于乾时。虽然齐桓公被管夷吾射中了带钩,惊出一身冷汗,但最终鲁国惨败,鲁庄公丢弃了自己战车,另外拦了一辆车仓惶逃奔。饰有齐君旗帜的车驾隆隆驶来,但惊魂未定的鲁军将士并未看到齐桓,出现在他车上的只有御手和戎右两人(先秦的战车为三人制,御手居中,两边分别称作戎左和戎右;推测齐桓这时可能因为被射中带钩而下去休息了)。

    鲍叔牙率领着齐军主力追杀而来,对着正在溃逃的鲁军喊话:
      
    ——公子纠是我们的亲人,实在不忍心杀他,那么就请鲁国为我们行大义吧……
    乱军中的齐纠昏了过去。
    鲍叔牙接着又说:管夷吾和召忽是我们的仇人,非要亲自拿回去处置才甘心……
    召忽狠狠地咬住了嘴唇,管夷吾遥望着当年好友惨笑了一下。


    归国后的鲁庄公拿着齐国的来信逡巡左右。大夫施伯果然看出,齐国要管夷吾并非要报雠雪恨,而是为了举用此人。
   
    ——管子之才世间少有,他为政的国家必然会富强称霸。假如他被齐国任用,将为鲁国的大患。
    施伯说。
    ——那怎么办?
    鲁庄揪着燕尾形的衽边。
    ——杀了他将尸体给齐国。
    施伯眯眼。
    鲁庄默许。


    齐国使者听说慌了,马上进见鲁君,镇定地施压:在齐国杀,是杀齐国的犯人;在鲁国杀,是杀鲁国的犯人。我们国君要得到活的,把他处死在齐国,是为了对群臣展开生动的教育;若是得不到活的,就等于您和我们国君的叛贼站在一起了,这不是我们国君所要求的。使臣我可不敢从命。
    在《史记》的资料中,齐君给鲁君的索囚信中末尾还加了一句:“……不然,将围鲁。”
    对于靠转车才逃回国内、还没有缓回精神的鲁庄公来说,固然认为施伯的话有先见之明,但他是无法再容忍一次乾时之战这种经历的,于是不得不按照齐国的要求,杀死公子纠,并将管仲和召忽囚起,准备送还齐桓发落。
    召忽自杀以尽其忠,死前对管夷吾话别:我死了,公子纠可说是有死事的忠臣了;你活着建功立业,将来要使齐国称霸诸侯,这样,公子纠可说是有扬名的生臣了。死者完成德行,生者完成功名。死生在我二人是各尽其份了,请管君好自为之吧。
    就这样,短刃插在召忽腹中,锁枷套在管夷吾颈上。
    隆隆的囚车轧上了宽阔的鲁道,八年前的场景一闪而过。一样的路,不一样的人——斯人已逝,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当年的驷马轩车不再,有的只是眼前活动的囚牢。
    管夷吾到达齐境后,第一眼看到一张多年未曾谋面的熟悉的脸。眼睛模糊了,多年前的往事氤氲在眼前……
   
    那时候,他还只是颍上一个落魄的士人。尽管身为姬姓——武王弟管叔之后,与周王室同宗,父亲管庄又做过齐国大夫,但后来家道中衰,他幼时的记忆中已尽是贫困和潦倒了。为了谋生,他做过地位低下的商人。后来又几次谋求仕途,但在当时世亲世禄的制度下,一个中落的小贵族,又没有君子的口碑和声望,要走这条路几乎没有希望。好在他时常得到有一个知心好友的安慰和鼓励——住在东边城门的东郭牙与自己既是同乡也是莫逆之交。东郭牙为夏禹之后,姒姓,因父亲鲍敬叔仕齐,采邑于鲍而以鲍为氏,故后来被人尊称为鲍叔牙。
当年,他们两人曾一起经商。每次赚了钱的时候,自己总是免不了多拿一些,但安静沉稳的东郭牙对此从不计较,时日长了竟成了两人间理所当然的默契。旁人有时看不过了都要鄙视他一下,但好心的东郭子却对那些人解释说:他这样做,是由于他家贫困。多分给他钱,是我情愿的;后来,他又三次参加战斗,但三次都从阵上逃跑回来。乡人讥笑自己贪生怕死,非君子所为。东郭牙听到后又向人们解释说:夷吾不是畏死,只因为他家有年迈的母亲全靠他一人供养啊……
    当年,自己也想报答他,不过不知为什么都没有办成,反而帮了不少倒忙。每当因此而沮丧不已的时候,那温婉诚恳的面孔便出现在他眼前。他拍着自己的肩膀说:管君,你是个很有本领的人,事情之所以没有办成,不是因为你没有能力,只是由于时机没有成熟罢了——相信我,没错的。
    那张温婉诚恳的脸逐渐清晰在眼前。他久久凝视着那双眼睛。

    《国语》《管子》等史料所载,鲍叔牙见到鲁囚管夷吾后大声哭叫了三次。这时,站在鲁国队伍中的施伯马上大笑起来,他对大夫们说:看吧,管子一定不会死。以鲍叔之仁,不会杀戮贤人,他是懂得举用贤人以自成其事的。鲍叔辅佐小白,先入齐而得国,管、召奉公子纠后入,鲍叔与鲁国一战,能使鲁军败退,功劳是太大了。无论是得天之助与失天之助,他都一样地恪尽人事。现在鲁国惧怕,杀公于纠和召忽并囚送管仲,鲍叔就无后顾之忧了。如今他帮助管夷吾而烦劳其国君下顾,以显其定齐之功,人们也一定称他有德。以死事国的功业犹可追加,那荣显这个活人的功劳还能想象吗?这样,扬管仲之德以使他易换所效命之君,哼哼,鲍叔的才智是不会落空的。
    一双好友曾因各自的政治选择而天各一方,然而世事变幻莫测,多年之后的相逢竟然是这样一种方式。
    这是怎样的一种方式啊——囚车行至齐境堂阜,鲍叔为管夷吾脱去了身上的桎梏,为他举行了除晦消灾的祓禊之仪,并衅浴(用药草汤沐浴)三次。


    ——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鲍子也。
    ——管子出去看看,我们的君上到了。


    原来,齐桓公竟也亲自郊迎到此——按照周礼聘飨制度,本来非常讲究级别对等的。比如国事访问,出访国的使者一般都会在卿级别,而受访国的国君并不亲往,只是礼派一位卿和一位下大夫前往迎接。国君亲迎于郊的礼遇一般只有发生在国君与国君之间。管夷吾略有些愕然,他默默起身,让两名刀斧手跟在自己身后。他缓缓走至齐桓面前,解开冠緌、曲起冠缨,拉下衣襟,然后又让刀斧手象征性地做好架势。这样做是表示请罪。齐桓公走上前来,三次下令让刀斧手走开,表示宽赦了他。终于,二人尽释前嫌。在回去的路上,礼贤下士到家的齐桓公竟然亲自为鲁囚管夷吾做起了“司机”(即车御),回来后礼见于庙——根据周礼燕礼制度,诸侯燕宾的场合有三处:路寝、小寝与侧室。而太庙乃一国之圣地,非祭祀告庙一般不能够随意近步。总之,郊迎、自御,和礼于宗庙的待遇足够让当时的人们目瞪口呆,完全打破了惯例,到达隆重的巅峰。
    后来,姜齐的后世君主怀念他们的先君桓公还提到了这件事,事见《晏子春秋》:景公问:“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对答:“管仲,君之贼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国济功,故迎之于鲁郊,自御,礼之于庙”。
    齐桓公可以不拘礼仪,下贤以身到如此地步,足可见他的决心和诚恳,同时也说明他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点,与管仲的为人不谋而和。齐桓礼见管子于庙,并非只是秀一下而已,当酒过三酌之后,他便迫不及待地问政于管,同时也是对管夷吾本人才能的考察。齐桓公首先列举了先君襄公在位期间的乱政局面,表达了对这种状况影响的深深忧虑,上升到一个社稷宗庙危亡的高度——“恐宗庙之不扫除,社稷之不血食,奈之若何?”管子久怀在胸的政治抱负终于得以抒发。侃侃而谈。他首先列举了周穆王、周昭王效仿文武之治的例子,指出应该制定法令和秩序,从根本上来解决社会的细微问题。下面请看情景再现:

   
   ——如何去做?请先生教我。
    齐桓谦虚地问。
    ——过去圣王治天下的时候将国分为三,鄙划为五,定民之居,成民之业,以此为民纪。还要严谨实行“六秉”,这样民心可定,而百姓可治了。
    ——何为“六秉”?
    ——杀、生、贵、贱、贫、富六种权力。
    ——怎么叫国分为三?
    ——就是“三三三……制”啦——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您统帅十一个,高子统帅五个,国子也五个,三分制国便有三军;您还要安排三官之吏:市场立有三乡,手工业立有三族,湖泽立有三虞,山林立有三衡。确定五家为一轨,轨有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一连,连有连长。十连为一乡,乡有良人。五乡定为一帅。
    这些显然是管仲长期思谋加考察的结果,齐桓被一系列数字和设置震撼得有些头晕,但还是往下追问:
    ——那五鄙又怎样讲?难道是“五五五……制”?
    ——呵呵,差不太多——确定五家为轨,轨有轨长。六轨为一邑,邑有邑司。十邑为一卒,卒有卒长。十卒为一乡,乡有良人。三乡为一属,属有大夫。五属设五个大夫。武事听从于属,文事听从于乡,各自保证其所管,不准有所荒怠。
    ——那么“定民之居,成民之业”应如何?
    ——士农工商,不要混杂而居。
    ——那士农工商该怎样分布?
    管仲举起面前的酒爵,喝了一口润了润喉咙,开始长篇论道……(以下省略细节若干字,具体可参见《管子•小匡》《国语•齐语》等。)

    现在我们知道,成就大业的君主,除了要有志向和苦心外,耐心是万万不能少的,尤其在求贤的时候,比如齐桓,比如后来秦孝,还有更后来的刘备。
    月阑珊。夜未央。庭燎之光……

    齐桓意犹未尽,酒力助长了他眼中的雄霸之光。
    ——民居已定,事功已成,我想从事于天下诸侯的事业了,可以么?(这时,齐桓已经不称自己寡人了,改成了“我”)
    管仲也酒兴正浓,他也忘乎所以地拍了拍齐桓的肩膀,顺便打了个酒嗝。
    ——不……不行,民心未定。
    ——民心如何安定?
    ——修正旧法,取精去糟,严格执行,慈爱人民,救济贫户,宽缓征役,敬重百姓,则国富而人民安心了。
    ——那民心安定,可……以了吧?
    ——不行。您要整顿军队,其他大国也会修治甲兵;您有征战的举动,各小国诸侯早有防御的准备。那样,是很难迅速得意于天下的。除非……
    桓公拉长耳朵凑近。
    ——事有所隐,而政有所寓。
    ——如何?
    齐桓膝行两步,更加凑近。
    ——作内政而寓军令——在高子、国子和您所管辖的里中训作三军。每乡都有行伍编制,卒长效法军事制度与号令,并以此进行田猎,实行赏罚,就寓兵于民、化民为军了。
    ——好得很。
    临淄秋天的残月洒下最后的清辉,廊檐下促膝而谈的两人身上那银色的轮廓逐渐晕染进黎明的晨晖里。

   
    那次礼见之后不久,齐桓公就拜管仲为相,主持政事,为表示对管仲的尊崇,称管仲为仲父。管仲从此便大刀阔斧地开始了齐国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外交的改革。

二.崛起:富国强兵的改革  
    关于那场著名的桓管改革,《史记》简要的记载道:“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伸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通“悦”)。”
    管仲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重要方面,是实行“相地衰征”,从劳役地租转化为实物地租,极大地调动了耕者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农业上涉及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具有划时代意义。同时秉承齐太公“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国策,士农工商并举,全面发展经济。比如实行“官山海”,利用齐国山海资源丰富的特点,国家专设铁官、盐官,管理铁矿开采和煮盐业,通货积财。鼓励人民入海捕鱼,发展渔业生产。这可能中国最早的盐铁官营了,只是不知当年的周厉王改革是否也有此制。还设立“轻重九府”,即按照年岁的丰凶和人民的需求来经营货物,制造钱币,由官府掌握。丰年高价买入百姓所产,凶年平价卖出百姓所许。根据土地的好坏贫瘠的等级来定赋贡税的轻重,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宏观调控。
  然后是内政改革。齐国在管仲的推动下实行了“国、野”的分区共治。所谓“国”,指齐国的国都及城邑。自西周以来,周王室及其所属诸侯国皆有国和野的区别。在城区居住的人称为“国人”,包括贵族和平民,他们可以接受教育,需要为国家服兵役和劳役。国家准确知道他们的数量,把他们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登记造册。而离城区较远的地区,统治者就不见得能够准确掌握那里的人口情况了。城区远郊被称为“鄙野”,生活在那里的人被称为“野人”。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如果有人在一个县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一座城池并进行管理,他只能对生活在城内和城区附近的人口进行高效的控制。国家对野人的管理在很长一段时期都不完善。管仲改革,不但对“国人”的管理按士、农、工、商分居的原则进行了调整,同时也将国家行政的范围从“国”推广至“野”,完善了对鄙野之民的管理。
    关于人事改革,桓管改革还建立了完整的地方行政机构和较为系统的官员选举制度,实行上计、书伐、三选等制度,定期考察官员政绩,贤者升迁晋用,劣者罢黜治罪。这样就破除了世袭贵族的优越地位,打破了任人惟亲的原则,把任命官员的权力集中在国君手中。这些由国君直接委任的官员,相对世袭为官的贵族更容易为国君所控制。
    军事改革是这次改革中一个重要环节,其中寄寓了齐桓迫不及待的霸业理想。其内容就是前面说到的“寓兵于民”——管仲将国人设置二十一个乡,工商之乡六个,士农乡十五个。每个乡的均按一定编制: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每乡有二千兵士为一旅;五乡共有兵丁一万人,这样就组成了一军。除六个工商之乡不服兵役外,十五个十农之乡就可以在战时征发成一只三万人的军队。出则为军、入则为民,战士们“世同居.少同游”,彼此熟悉了解,“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视足以相识”,很利于“纪律严明、军事过硬、保障有力”等要求的实现。
    关于军改,《管子》中还补充了《国语》中未见的内容:因齐国缺少盔甲兵器,管子便改革罪罚,规定犯重罪者交纳武器、盔甲、犀皮的胁驱和两支戟,犯轻罪者交纳兵器架、盾牌、胸甲皮与两支戟,犯小罪者纳铜金一钧半;宽恕薄罪的只纳铜金半钧。至于没有冤屈而从事讼狱,官长再三劝禁不成而理不直者,则须交纳一束箭,以资惩罚。好的铜金拿来铸造戈剑矛戟,试之于狗马;不好的则拿来铸造斤、斧、锄、镰、锯、镭等,试之于木土。
    军改成功后,桓公再次提到:甲兵已足,我的诸侯事业该可以了吧?
    管仲仍然回答:不可以。治理内政的人选不足,从事外交的也不齐全——于是委任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狱官,宁戚为主管农业的司田,隰朋为通使诸侯的大行;又因地制人地派出一系列大使广泛与各国建交:曹孙宿驻楚国,商容驻宋国,季友驻鲁国,卫开方驻卫国,医尚驻燕国,审友驻晋国;另外还派出游士八十人——这些战国纵横家的鼻祖们不同于普通的外交家,更是政治家。齐国供给他们车马衣裘,多带物资粮食和财币,使之周游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的贤士。还带上珍玩玉器周游四方,卖予各国诸侯,以了解他们上下的嗜好,择其昏乱者先事征伐。
    等到外交与内政都安排妥当,齐桓又迫不及待地催问此事。管子复读机一样地答道:不可以。因为邻国还没有同我们亲善,南征需要依靠鲁,北征需要燕,西征需要卫,不和他们搞好关系怎么行?

    ——如何亲善?
    ——审查我们的边境,归还侵占各国的土地,订正邻国的封界,不要接收他们的货财。而好好地拿出皮币,不断聘问各国诸侯,这样来安定四邻,邻国就同我国亲善了。
    ——噢,明白了。


    于是桓管组合又耐心踏实地闷头工作了。
  经过了桓管改革,齐国国力空前强盛,这为日后齐桓公成就霸业提供了基本的保证。

三.霸业:尊王攘夷的大国思路   
    在管仲推行的改革下,齐国终于出现了民足国富、社会安定的繁荣局面,齐桓公再次提起了惦记的心愿:现在咱们国富民强,可以会盟诸侯了吧?然而管仲第N次谏阻。
   
    ——不可。
    ——为何?
    ——当今诸侯,强于齐者甚众,南有荆楚,西有秦晋,但是他们自逞其雄,互不信服,拼争杀伐,然后两败俱伤。
    ——不错。
    ——所以,我提议创新性的霸业思路——尊王攘夷。
    ——尊王?很新鲜的提法。哪个王?
    ——当然是周王。
    ——你是说那个勾结戎狄弑父篡位不明不白的雒邑王权?
    ——不错。
    ——太老土了,现在还有谁睬那个王?尊他?寡人不拿箭射他,不割他麦子已经很君子了(注:郑庄公俾倪周天子,曾抢收过王室的麦子,周郑绪葛之战,周桓王的肩被郑祝聃射中。)
    ——割麦子的国家真正称霸了吗?
    ——……
   ——君上可以想想,周王室虽已衰微,但只要他那块牌子没人敢摘下来,就是天下共主。东迁以来,诸侯之间平权相争,互不信服,所以不能称霸。您要是以尊王攘夷的号召,海内诸侯必然望风归附。
    ——攘夷,这也是口号?
    ——不错。攘夷是为了尊王,尊王是为了攘夷。
    ——有点晕,寡人想想。
    齐桓公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齐桓公即位后的最初几年,霸业思路还没有脱离两周之际弱肉强食的时代特征。同当时许多大牌诸侯一样,忙着四方征伐兼并弱小。谭、莱、莒、徐夷、吴、越等,他一次出兵就征服了三十一个,何等畅快!然而,即位二年(前686)的齐鲁长勺之战却是他记忆中挥之不去的阴影。鲁国于乾时新败未久,元气尚未恢复,本来齐兵压境,举国上下一片恐慌。但鲁庄公在曹刿的协助下,采用敌疲我打的战法,等到齐军“再而衰,三而竭”的时候,方以逸待劳,“一鼓作气”将齐军击败。后来又不得不与鲁国修好,为缓和紧张关系,特地迎娶了鲁共姬……总之,那时候,当年的郑武公、郑庄公,还有自己的父亲齐僖公,都曾走过这条老路,但如今的郑国,以及大哥时代的齐国是怎样一番光景?武力征伐、诸侯混战的局面就是自己想要的争霸方式么?
    自从周平王联盟因为一系列变故而破裂之后,华夏诸国实际已经失去了最后一个强有力的军政集团,诸侯各国没有统一的领导者,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自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即位,其间八十五年的时间里,诸侯各国不断发生的只有暗无天日的混战和层出不穷的政变。
    诸夏之间的内乱催化了外患的升级。这一时间,华夏外围的戎狄蛮夷也都蓬勃发展起来:赫赫宗周灭于犬戎和西戎,远处西垂的秦人在戎患中拼争,齐桓公的父亲僖公在位时,本在燕北活动的山戎竟然伐至齐境,幸好郑使太子忽将兵来救……北狄扰晋,北戎掠郑,白狄侵卫,山戎犯燕,伊洛之戎又进攻周王室。北方的狄人开始南下,西方的戎人也开始东进,而南方的蛮人也不甘落后,跃跃欲试着想要北上。尽管诸夏大都深受戎害,但各自之间却陷于混战的局面欲罢不能,这时候,是非常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打破这一局面的。
    然而周王室的衰弱已无法承担这一重任。在春秋之初周王还有些威信,自从鲁桓公五年(前707年),周郑绪葛之战中,周桓王的肩膀被郑国祝聃射中从而王师大败,此后周王室就一蹶不振;鲁桓公十九年(前694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庄王杀了周公黑肩;鲁庄公十九年(前675年),周王室的芜国、边伯、鲁父、子禽、祝危等大夫叛乱,后经郑、虢出面调解才平息。周惠王为了报答郑、虢,将虎牢以东送给郑国,把酒泉送给虢国。王室越来越乱,王畿越来越小,威信也就越来越低。周王室骤然间被冷落,通往雒邑的大道上再难见到密布的车辙,长满了芃芃的野草。
    因此,管仲提议的“攘夷”是一个非常务实,又非常急需的政治口号——通过它建立新的秩序,杜绝层出不穷的政变,消弥华夏诸国的自相残杀,把所有的精力用于对抗外敌、保卫各国共同利益。

   ——寡人决定,号召诸夏同仇敌忾同心同德建立“抗戎联盟统一战线”。
    齐桓睁开冥思的眼睛。管仲点头。
    ——不过……这样目的就达到了,为何还要尊那个灰头土脸的“伪”王?
    ——齐国需要一个代理。
    齐桓又闭上眼睛。


    的确,任何一种新秩序的出现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然而齐国日渐强大,不乏好事者到处散布“齐国威胁论”,如今若要以盟主的姿态凌驾诸夏之上,必然要成为众矢之的。所以齐国必须找一个代理人,一个不会引起他国不满而齐国却能行使实际领导权的代理人。
    东周王室,虽然它的正统和权威一度受到置疑和邈视,但无论如何毕竟是姬周直系后裔,成周天子的身上依然延续着文王、武王的血脉,这一点是无法抹杀和忽视的事实;更微妙的是,他如今衰败荒颓,不能再对诸侯之间的利益纷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更不会担心其借机坐大。
好主意!齐桓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微笑了,在权衡各方轻重之后,他最终确定了“尊王攘夷”的争霸方针——联合各诸侯国,共同抵御戎、狄等部族对华夏的侵扰;攘夷于外,尊王于内,扯起了一面让各国心悦诚服的正义旗帜。
    齐国以大国的风范和姿态和平地崛起,不管虚实,反正逐渐扫去了两周动乱中的无序和阴霾,给日渐野蛮化的诸夏带来了安宁和秩序。在国富民强、甲兵修列的基础上,有时救难助危以增人气,有时又联强凌弱但师出有名。这一切,多是在“尊王攘夷”的基本国策上进行的。周天子因此也有了面子,逐渐认可了齐国的霸业思路:
    桓公五年(前681),齐恒公以协助平定宋国内乱为由,召集鲁、宋,陈、蔡、邾、遂等国国君在北杏(今山东东阿县附近)会盟,但是遂国国君并未应召赴会。齐桓公因而出兵灭遂,至此完全控制了广大的济、汶地区;桓公六年(前680),齐以宋国没有尊照北杏会议的有关决定为由,出兵攻宋。除召集了陈、曹等小国外,同时向被冷落多时的周天子发出邀请。于是周庄王派大夫率军助战。齐国的“客气”得到了周王认可的诸侯盟主地位;等到周惠王十年,齐桓公十九年(前667)的时候,周惠王遣卿士召伯廖赴齐,赐封桓公为伯侯,伯侯是周王室早先确立的授予某国代天子行使领导天下诸侯之责的官衔。由此,顺水推舟地正式确认了齐桓公诸侯领袖的地位。
    齐国正式成为天下诸侯盟主后,愈加显露大国风范。尤其是援燕、救卫和存邢的事迹,为齐国日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齐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年),山戎掠入燕地,燕国求救于齐。齐桓公亲率大军北征,同燕军一起大败山戎,并击退其同盟国孤竹和令支。由于燕庄公感激过甚,送齐桓公回国时恋恋不舍,结果不知不觉送出了燕国边界,进入齐国境内。齐桓公觉察后说:除了天子,诸侯之间相送不出自己国境,寡人怎能对燕无礼啊。于是把燕君所至的齐国领土用沟分开送给燕国,让燕君重修召公之政,向周王室进贡,就象周成王、康王时代一样。倍受世态炎凉的燕庄公顿时感极涕零,想起了自己的先祖燕召公曾是周王的手足,直为自己没有风范而感到惭愧,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齐桓公的政治联盟,从此便死心塌地跟着齐老大混了;燕国,从此也成为齐国坚实的北垣。
    齐桓公二十四年(前662年),狄人大举攻邢,而后又进犯卫国。当时卫国国政腐 败,国君无道,卫懿公竟爱鹤成癖,百姓缺衣少穿,他的鹤却享用着上等食品;明哲贤士不举,给他送鹤的人却飞黄腾达,连鹤都可以乘用大夫一级用的轩车。君失民心,士无斗志,卫国一触即溃。狄人杀了卫懿公,拆掉卫国的城墙,到处烧杀抢掠,卫国国都只剩下730人……这时,齐桓公派公子无诡救卫。赶到时,卫都只剩一片废墟,狄人席卷财货逃走。齐桓公帮助卫国推举新君,重建国都,并留下三千人马保护卫国;狄人又集中力量进攻邢国,齐国发动宋、曹两国一起救援。后虽然将其打败,但邢国国都已然毁于战火。于是,齐国及其领导的国际救援组织在邢国人比较集中的夷仪(今河北邢台以西)另筑城邑,使其迁入新都。第二年,又帮助卫国在楚丘(今河南滑县东)建了一座新城。
    齐桓公对诸侯各国的关心其实是无微不至的,除了危亡大事,也时常插手一些家务琐事,并不惜大义灭亲:鲁湣公的母亲哀姜是齐襄公的女儿,也就是齐桓公的侄女(《史记》中误作齐桓之妹),她与鲁公子庆父私通,并参与了庆父弑君篡位的政变。鲁国一向不敢拿齐国公主怎样,但齐桓公召回了这位不安份的侄女并杀了她。
    当然,齐桓公并非宋襄公,他是政治家并非慈善家,在以盟主身份重建秩序的时候也进行过领土扩张,甚至统一了山东半岛北部地区。但这种“兼弱”和“胜一而百服”的战略思想并没有使自己的政治口号遭受太多致疑。对周围某些弱小国家无情兼并,但对中等国家则力求慎战、少战。这样做既能减少不必要的战争,保存实力,同时也将战火控制在自家的燎炉中,各大诸侯国并未感到威胁而恐慌。
    比较才能说明问题,我们还可以将齐桓公的“尊王攘夷”于郑庄公的“以王命讨不庭”和三国时曹操的“奉天子讨不庭”做一对比。
  这三大口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尊王攘夷”也好,“以王命讨不庭”也好,“奉天子讨不庭”也好,他们所尊奉的都是正统性、合法性受到致疑的天子。齐桓公、郑庄公所奉的东周天子是靠勾结同党杀死父亲得位的,曹操所尊的汉献帝是董卓私自废立的。但是齐桓公的政治口号在格调上完全不同于郑庄公的“以王命讨不臣”,也不同于曹操的“奉天子以讨不庭”。郑庄公的口号意义在于自己“以王命”,讨诸侯的“不臣”;曹操如是,也是自己“奉天子”,讨你们这些“不庭”。这两个口号都是将自己致于正确的地位,将他人诬为“不义”,把群雄致于自己的对立面上,是两个极副攻击性的政治借口,都是为自己的扩张寻找的赤裸裸的借口。郑国更是当年郦山谋逆的主犯之一,他的口号的号召力低的可怜;曹操最多也只能“忽悠”一些士人,日久之后还被自己招来的士人骂做篡汉的“汉贼”。所以郑庄公的口号不能为他迎来长久的霸业,曹操的口号也不能迎来实力派的归附,只能造就割据分裂。尽管齐桓公在晚年本性流露,野心膨胀,管仲去世后没有了鉴身之镜,也有过非份举动,但至少在前期的确言行一致,做出了正义的表率,所以迎来了列国的归附。

[ 本帖最后由 蒹葭从风 于 2008-2-3 20:42 编辑 ]
发表于 2008-2-5 14:03:14 | 显示全部楼层
临时上网,来不及阅读,先顶
发表于 2008-10-27 17:18:43 | 显示全部楼层
还可以看一下,写的不错.
发表于 2013-4-14 01:06:35 | 显示全部楼层
拜读
发表于 2013-4-15 14:40:29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4# 意若青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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