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鄘风·定之方中》（一）

诸子百家

请先把《定之方中》的诗序和正文阅读三遍：

诗序：《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卫为（因位）狄所灭；东徙（因喜）渡河，野处（因楚）漕邑；齐桓公攘（因壤）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说【同悦】之，国家殷富焉。

第一章：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音葵）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因真利），椅（音壹）桐梓（音子）漆，爰（音元）伐琴瑟。

第二章：升彼虚【通墟】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音羽）京。降（音酱）观于桑，卜（音补）云其吉，终然允臧（音赃）。

第三章：灵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音素）驾，说【同悦】于桑田。匪【通非】直也人，秉（音丙）心塞（音涩）渊，騋（音来）牝（音聘）三千。

一、题解与诗序讲解：

【1】国家衰落必有渐，国家灭亡却倏然。君臣荒淫民心叛，戎狄入侵非偶然。

诗序说：“《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卫为（因位）狄所灭；东徙（因喜）渡河，野处（因楚）漕邑；齐桓公攘（因壤）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说【同悦】之，国家殷富焉。”

《邶风》到了《二子乘舟》，已经意味着卫国名存实亡；从《鄘风》第一篇开始写了“共姜自誓”，之后的几篇都是写对“公子顽”和“宣姜”淫乱之事的讥刺，以及其淫乱所造成的“政散民流”。到了《定之方中》，才让我们感到焕然一新。

在《鹑之奔奔》到《定之方中》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所发生的事情是“卫为狄所灭”。可是，《诗经·鄘风》中却没有关于这个阶段的诗篇。可是，“狄人灭卫”与“公子顽”和“宣姜”淫乱不是没有关系。

一个国家被外国所灭，一般情况下，若非国家弱小而且无助，就是朝廷不得民心的时候，否则，或者外国不敢入侵，或者敢于入侵也不能成功。卫国不是弱小之国，然而，从《邶风·旄丘》开始，就已经失去诸侯国的帮助。

从卫庄公纵欲而败坏礼义开始，内宫开始混乱，其后逐渐到了朝廷混乱、官吏混乱，到“宣姜”淫乱，朝廷就已经完全失去民心。夫妻不和，则第三者插足；兄弟不和，则外人欺侮；君臣不和，则离间易成；朝廷不得民心，则外国入侵。

卫惠公之后，不是还有一个“爱鹤胜过爱人”的卫懿公吗？难道他对亡国就没有责任吗？当然不是没有责任。不过，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人身上再长一个疖子、一座立刻就要坍塌的大厦再被人挖去几块砖，也就不值得一提了。

总之，卫国被狄人灭了，似乎卫国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有了一个卫文公，卫国又复兴起来了，犹如“绝处逢生”。这首诗不是为了写“卫国复兴”，而是写“百姓说（同悦）之”。

圣贤君子所关心的不是谁在“天子”、“国君”之位，而是关心在位的“天子”、“国君”是否能让百姓安宁。同时，圣贤君子也不是仅仅站在百姓的立场说话做事，而是站在道义的高度说话做事。所以，是以“道义”统摄君臣民。

圣贤君子主张，不是“君做主”，不是“臣做主”，也不是“民做主”。如果在位的“天子”、“君主”不违背道义，臣民就能安宁；臣民不得安宁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在位的“天子”、“君主”偏离乃至背离了道义。

【2】卫国自从惠公后，懿公爱鹤不爱人。狄人灭卫戴公立，庶民不安不足论。

诗序说，《定之方中》是“美卫文公”。为什么赞美卫文公？因为他使卫国的百姓喜悦了，使卫国富裕起来了，亦即“百姓说之，国家殷富”。卫文公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这就需要从卫国被灭开始说起了。

狄人灭卫，固然是狄人侵略之罪。夷狄之所以是夷狄，就在于没有道德礼义，当然不顾道德礼义的约束，以强凌弱、见利必争、趁火打劫是其必然行为。然而，诗序说“卫为狄所灭”，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谴责狄人，而是卫国“政散民流”的必然结果。

从狄人侵犯卫国开始，有卫懿公与狄人对战失败之事，有宋桓公迎接卫国遗民渡河之事，有宋桓公立戴公而暂居漕地之事，然后，才是齐桓公在楚丘之地封立卫文公之事。为什么诗序中却不提卫懿公抗侵略、宋桓公立戴公之事呢？因为《诗经》不是史书，而是经书。

作为史书，固然要谨慎而且详细地考察史实而记录其原委，但是，经书却是为了明道义。卫懿公不爱国人，纵然卫国不被灭，百姓也不得安宁，所以，虽有抗击侵略之事，也只是驱赶其民而保其权位疆土而已，不必多写；

“东徙渡河”，就是宋桓公迎卫国遗民渡河之事。诗序为何不说宋桓公之功？因为这里要突出强调的是卫国被灭之后，百姓所受的危害。“东徙”则意味着卫国百姓背井离乡、撇家舍业、流离失所；“渡河”则意味着百姓经历危难。总之，百姓未得安宁。

百姓不得安宁，与其说是狄人入侵所害，毋宁说是卫国亡国所害。“野处漕邑”，就是说宋桓公立戴公于漕地之事。为何不称之为“卫戴公”？宋桓公立戴公，是私自所立，非天子所封，也非众诸侯所立，因此，戴公作为卫国国君则“名不正而言不顺”。

虽然说戴公只是在位不到一年就生命结束了，但是，我们所关注的不是戴公在位的时间，而在于戴公为卫国百姓做了什么事。在他在位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卫国的遗民也只是“野处漕邑”而已。所谓“野处”，犹如身处荒野；所谓“漕邑”，则不是京都。

诗序说“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难道齐桓公真的“攘戎狄”了吗？史实是，狄人灭卫之前，齐桓公并未发兵救助，后来派公孙无亏带兵守护漕邑，再后来又联合其他诸侯，在楚丘之地建成城邑，立卫文公为君主，狄人因此而不敢再进犯。

说“齐桓公攘戎狄”，虽然与史实不完全相符，但是，这里主要是肯定“攘戎狄”是应该有的做法。所谓“攘”，是因为狄人已经入侵卫国，然后在卫国国内抓获或驱逐狄人。《孟子》中有“攘鸡”之事，指的是鸡入其家而抓取。

本来是“狄人”入侵卫国，为什么说是“戎狄”呢？虽然事实上是“狄人灭卫”，但是，《诗经》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借事明道”。所以，这里所说的“狄”，可以泛指“蛮夷戎狄”之类无道德礼义者，所以，“戎狄”是“连类而及”。

宋桓公立戴公是私立，为什么说齐桓公是“封之”呢？“封”的意思是，封其爵位、定其国界，惟有天子有此权力，齐桓公没有这个权力。可是，在“上无天子”的情况下，“齐桓公”此类的做法属于“行权”，亦即“权宜之计”。再说，卫国本来就有爵位。

“齐桓公”之类的这种做法是否应该肯定呢？从“经”的原则上不能肯定，但是，从事实权变上可以肯定，蒋庆老师说这是“实与文不与”，也就是肯定其事实功效，而不肯定其礼义。这是在没有“天子”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的办法。

宋桓公立戴公和齐桓公立卫文公，其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宋桓公私自立戴公，而齐桓公“遍告诸侯”而后立卫文公。第二，宋桓公临时安排一个地方使戴公与卫国遗民居住，非立国君之礼；而齐桓公“遍告诸侯”而后专门营建“楚丘”以为京都，是建国之法。

【3】齐桓公封卫文公，文公先建市与城。遵奉天时建宫室，自正复礼利民生。

从“文公徙居楚丘”开始，卫国的重建也就开始了。从“卫为狄所灭”到“封之”，都是在给卫文公重建卫国而做的铺垫。“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是此诗所写的主要内容，而“百姓说之，国家殷富焉”则是“美卫文公”的点睛之处。

“文公徙居楚丘”，意味着卫文公已经名副其实地身居卫国国君之位，要担当起保国安民的责任和义务了。“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是卫文公所行之事。为什么先说“始建城市”而后说“营宫室”？“建城”是“保民”的措施，“建市”是“利民”的措施。

“城”包括城墙、护城河、住所、道路以及各种管理和生活方面的设施；“市”则是市场、交易之处。所以，“城市”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情。“营宫室”是“营建宫廷房舍”之事，是国君以及朝廷的事情。卫文公先注重国计民生，而后是个人、朝廷，是爱民的做法。

“得其时制”则是“定之方中”的最主要体现，因此也是此诗最重要的方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卫文公“定之方中”，才能“得其时制”。“得其时制”包括“得其时”和“得其制”两方面，意味着既符合天时，又符合礼制。

那么，“定之方中”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定”是星之名，不过，这里所说的“星”与西方天文学之中所说的“星”不是一个意思。《书经·尧典》“历象日月星辰”，孔安国先生注：“星，四方中星。”

孔颖达先生疏：“‘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音秀）布在四方，随天转运，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由此而言，“定”是“中星”之中的一个，这里所指的是“营室”。所谓“每月各有中者”的“每月”是按照“二十四节气”说，不是按“朔晦”说。

每月“初一”叫做“朔”，每月最后一天叫做“晦”。比如，在二十四节气中，从“立冬节”到“大雪节”，这个阶段是这里所说的“一个月”，中间的“小雪”是“中气”；在这个月，作为“中星”确定正南方向的是“营室”。称之为“营室”，是指适合于“营建宫室”。

“立冬”之后，进入“农闲季节”，再到“小雪”当天黄昏时分，是“营室星”出于正南方的时候，由此而确定正南方向，再根据“极星”确定正北方向，南北方向就能都确定下来了。所以，《尔雅》说：“营室谓之定。”孙炎先生说：“定，正也。”亦即以此正南北。

在建造楚丘宫室的时候，卫文公能遵奉天时，这是“得其时”的一个方面；能根据“定星”确定正南正北方向，这是“得其制”的一个方面。“得其时”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明白了中华文化是建立在“效法天地之道”的基础之上的，就可以理解了。

当初，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而有了“易”；《易经》以“乾坤”二卦开头；《书经》首篇写帝尧身居天子之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考察天象以“敬授民时”；“仁政”在于“人道”符合天道，“王道”是以“人道”贯通“天地人”。

“得其制”能说明什么问题？正南北，也就意味着“恭己正南面”、“向明而治”，既是“正己”之义，也是端正“礼义”之义。当初，卫国渐渐走向灭亡，是从卫庄公自身不正而纵欲乱礼开始，因此，卫文公从遵奉天时、正己复礼开始。

卫文公能遵天、正己、复礼，那么，卫国的重建就不仅仅是“建国”，而是使“政散民流”的卫国而回归到“政治民聚”、“国泰民安”。卫文公有此心，那么，其政令教化也就能“爱民如子”，百姓因此而能“安居乐业”所以，“百姓说之，国家殷富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