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正说历朝十大冤案——还您一份剥去虚幻的真实 作者：如果石絮

共工滔天

　
　　刑部接旨后，经过仔细审查案卷，发现了一些疑点：一是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有没有进入葛品连家，有没有被葛品连撞破奸情一事。卷宗中前后上报材料说法不同。巡抚杨昌浚的报告说杨乃武进入葛家调戏葛毕氏，被葛品连撞见，毒打葛毕氏，而胡瑞澜的上奏则说当日确系因葛毕氏腌菜迟误而被丈夫责打，并未提到杨乃武进入葛家并调戏葛毕氏一事；二是关于杨乃武购买砒霜的时间问题，卷宗先说是初三日，后又说是初二日；三是钱宝生是卖砒霜的最重要证人，却仅在县审时传讯过一次，其后各次审讯均未提鞫，更未让杨乃武与之当面对质；四是杨乃武所供刘子翰与余杭知县刘锡彤之子刘海升是否同一人，为何未就此提审刘锡彤确认等等。
　　此时，杨乃武葛毕氏一案已成为全国瞩目的大案。尽管案件疑窦丛生，但依旧维持着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的原判。其历经县、府、臬司、省等七审七决，每次审讯都引起社会喧动，《申报》的报道极大吸引了上至台阁官员下至平民百姓的关注，使该案成为街谈巷议的最核心话题。固然有许多人相信历经七审，杨毕一案当无冤抑，可以定为铁案，但更有不少人从一开始发现其中的疑点，想方设法地为杨乃武鸣不平。
　　
　浙江当地和京师的浙江籍官员非常关心家乡这一轰动全国的大案审理进展情况。在胡雪岩的委托下，丁忧服阙返京的夏同善发动联络在京的浙江籍官员，说家乡出此大事，对浙江官员荣誉有很大影响，既然身在京师，就应当为家乡做点实事。在他的积极努力下，至十二月初，十八名刑部、户部等的浙江o(︶︿︶)o 唉联名向都察院递交呈词。这十八位浙江o(︶︿︶)o 唉是：内阁中书汪树屏、罗学成、翰林院编修许景澄、户部主事潘自疆、吏部主事陈其璋、户部主事张桢、何维杰、周福昌、吴昌祺、徐世昌、徐树观、刑部员外郎郑训承、刑部主事濮子潼、员外郎汪树堂、主事戚人铣、工部员外郎吴文谔、邵友濂、主事梁有常。他们联名的呈词由28岁的浙江余杭人李福泉作抱告呈递上去。
　　在呈词中，他们罗列了历次审讯中的可疑之处，又列举了他们从家乡听闻到的消息，认为刑部虽提出了不少疑点，但仍交胡瑞澜审查报告，极为不妥。胡瑞澜自然会维护其前审结论，并借此机会，绞尽脑汁为案中漏洞弥缝，使之看起来更为周密详致，到时将很难从胡呈报的材料中找到破绽，杨乃武只能冤沉海底。同时，他们在呈词中还针对谕旨中“向无此政体”，提出先皇已有提交刑部审理他省案件的先例，如道光年间刑部就审理过山西省递交的阎思虎失出案件，同治年间刑部也审理过浙江省递交的韩溥华所控犯书孙锦侵冒公款案件，以此请求皇上和太后将此疑难案件交刑部审理，以使该案确无冤纵。
　　正是这份呈词为杨毕一案的平反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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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期间，浙江学政胡瑞澜按照圣谕，针对刑部提出的几点疑问，对杨乃武等人又进行一次提讯，此次审问杨乃武葛毕氏认为已经没有翻案可能，仍照前供述，审讯没有任何突破。
　　随后，胡瑞澜就上奏，一一解答刑部提出的疑问：一是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是否进入葛家与葛毕氏调戏，胡奏称葛品连早知杨毕奸情，实借八月二十四日腌菜迟误出气，杨当日并未来葛家；二是杨乃武买砒时间是初二还是初三日，胡奏称实际是杨乃武初二日由杭州开始乘船返回余杭，杭州到仓前镇水路四十里，傍晚到钱宝生药铺买砒，船至大东关过夜，初三清晨到家；三是“刘子翰”之名是杨乃武捏造，刘锡彤子名确系刘海升等等。胡瑞澜对这些疑问都作了细致弥缝，使整个案件看起来无懈可击。
　　胡瑞澜在奏折最后说，这种通奸谋毒的案件，事情极为机密，外人不能亲见，只能以当事本人供词为凭，杨乃武的奸谋是葛毕氏在余杭县初审时供出，并不是他人教唆欺诱。而杨乃武为脱罪，运用其狡猾伎俩，散播谣言，导致人们认为他确有冤抑，自己虽然秉公断案，也难免贻人口实。案情重大，人言纷纷，杨乃武的刁横又比先审时更甚，请皇上、太后另选大臣审理此案。最后，胡瑞澜奏请皇上，因余杭知县刘锡彤涉嫌徇私舞弊，请求召递军机处。
　　胡瑞澜第二次结案报告传出，质疑之声此起彼伏。
　　
　都察院接到浙籍十八名o(︶︿︶)o 唉的联名呈控，感到事态重大，立即向皇上、太后奏明。皇上、太后刚刚做出“向无此政体”的谕旨，又来了奏请，虽不情愿，但迫于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再加上浙江十八名o(︶︿︶)o 唉为了浙江读书人的脸面而联名具呈，此时刑部侍郎袁保恒与翁同龢等也看到胡瑞澜奏疏中矛盾重重，上疏称有必要对该疑案提京详细研鞫：在这众多方面的压力下，慈禧太后不得不降旨，同意杨乃武与葛毕氏一案交刑部亲自审核，秉公论断，彻底根究。
　　当时的舆论对杨乃武极为有利，而葛毕氏则明显处于下势。许多人包括《申报》及朝廷中的多数官员都认为杨乃武是被葛毕氏诬攀的，对杨乃武深表同情，而对葛毕氏大加挞伐，认为葛毕氏本来就是臭名昭著的荡妇，《申报》报道中也说她“本为土娼”，与葛品连并非明媒正娶，谋害葛品连是葛毕氏一人所为，因与杨乃武素有仇隙，故诬攀之乘机报复。民间甚至有传言，之所以要职掌遴选人才的学政胡瑞澜审理此案，原准备是为举人杨乃武平反的，而对葛毕氏凌迟处死的判决仍将被维持。而审理结果却是杨乃武的罪罚并未丝毫减轻，这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
　　刑部奉谕旨，接下这件已经七审七决的疑案。刑部头品顶戴尚书皂保感到众目睽睽之下责任重大，不敢丝毫拖延马虎，立即组织人马，调阅该案从一审到七审的全部卷宗，细细推敲，详加考究。同时，行文通知浙江巡抚杨昌浚，务必将该案有关人犯、证人分批递解北京刑部，沿途所经县域务必给予配合，严加看守，增派兵丁，以防串供。杨昌浚虽心怀不满，但又不敢公然违抗旨令，只得遵办。
　　正在此时，即光绪二年正月十六日，本案最重要的证人、钱记爱仁堂药铺的老板钱坦即钱宝生忽然在狱中暴毙身亡！
　　
　
　　当时，钱坦关押在杭州浙江巡抚杨昌浚的监狱里。因为按清制，案件证人也必须关入牢中以便随时提审时作证，如果要出去，必须请人担保。关于钱坦的死因，胡瑞澜在上奏中说是“在监病故”，而据有的衙役说是自缢身亡，也有同狱犯人说是被刘锡彤、陈鲁买通狱卒毒死藉以灭口。而《申报》报道说，钱宝生经胡瑞澜审讯后，交差役押解回县，回到家中，骤然腹痛，随即病逝。
　　事件真实性已经无从考出，但钱坦直接关系杨乃武是否有买砒情实，此时关键证人的暴毙，不仅给审查带来极大影响，而且外界会滋生出诸多议论，更给刑部带来巨大压力。而此前一个月，经手此案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负责三审的按察司按察使蒯贺荪的因病去世，给此案带来的舆论压力足可证明。蒯贺荪的儿子病故后，蒯贺荪即郁郁寡欢，不思饮食，形容逐渐枯槁，于光绪元年十二月初二日病亡。他作为杨乃武案三审的主持者，遽然病逝，坊间议论纷纷，也给刑部的查办带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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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5)
　　刑部递解该案人犯、证人进京分三批进行。第一批是葛毕氏一人出发，兵丁衙役戒备森严，弓上弦刀出鞘，守护囚车，并安排了两个伴婆随同前往，照顾葛毕氏生活；第二批是一干证人，包括沈喻氏、沈体仁、王心培、何春芳等数十人；杨乃武一人被安排在第三批。因当时交通不变，押解犯人按规定又不能走水路，一路长途跋涉，要走两个月左右方能到京，可谓千辛万苦。故有的证人尤其是女证人实在不愿进京作证，但又毫无办法。三批涉案人员采取递解方式，每到一处，该地衙门必须提供食宿以及安保，并调出数名衙役替换原来兵丁。因系奉旨进京，朝廷还特派了一位候补知县亲自押送，寸步不离。
　　人犯、证人尚未到京，刑部调阅卷宗后发现不少疑点：其一，谋妇杀夫，事虽机密，但很难一点不漏痕迹，为何葛家邻居王心培从未见到杨乃武到葛家？其二，为什么沈喻氏最初向余杭县衙递交的诉状中，没有提到杨乃武？其三，为何未安排钱宝生与杨乃武对质？其四，葛品连如果系中毒身亡，其母当时就该看出迹象，为何直到第二天才递状控诉？如此等等，都需要调查清楚。
　　提取证人刚到京时，发生了一件事情，给本来就头绪繁杂的案件更添困难。
　　第二批被解送的证人一行于光绪二年（1876）三月二十七日抵京。按照惯例，刑部人员要对证人搜身检查。搜查时，衙役们从葛品连的母亲沈喻氏身上搜出一张纸条，写有“刑部司员文起暨浙江粮道如山宅内居住之刘殿臣，余杭县署内姜位隆恳托”字样。讯问沈喻氏，说是远亲姜位隆所写，让她来京投靠于文起及刘殿臣。经查，刑部司员中只有一个候补主事文超，并没有纸条上的“文起”其人。尽管纸张内容未涉及案件，但因案情重大，刑部奉旨亲鞫，不敢忽视每一个细节，于是在全国范围内通缉寻拿刘殿臣、姜位隆，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最后终于查明，姜位隆是余杭县署家人，与沈喻氏熟识，见其解京辛苦，无依无靠，就写了一张纸条，嘱咐她到京后找文超和刘殿臣帮忙资助生活用度和盘缠路费，一时粗心把“文超”写成了“文起”。刑部即刻派员将刘殿臣、姜位隆拘系到京，听候发落。此事虽系虚惊一场，也可看出刑部对该案的重视程度。
　　
　证人抵京后，刑部照例对其一一检查，却发现所押的詹善政竟然是冒名顶替者，就火速严饬浙江巡抚杨昌浚调查上报。经查，原系詹善政不愿进京，由杨乃武岳母詹张氏安排，让詹善政外出躲避，出钱由家里帮工王顺发冒名顶替进京，并教王顺发到京后如何作证。刑部还查明，爱仁堂药铺伙计杨小桥来之前得到杨乃武家属送的银洋600元，杨家有贿买证人的嫌疑。查明原因后，浙江巡抚立刻上报刑部，并把逃匿的詹善政押解进京。
　　因监生吴玉琨已经于本年五月初一日病逝，就由其妻吴张氏及邻居亲戚作出证明画押，加盖余杭县衙印结，带到刑部。钱坦母亲钱姚氏患有癫痫病，不时发作，请求不赴京作证，葛毕氏的母亲喻王氏因有年幼女儿不便入京，也请求能不赴京。浙江巡抚杨昌浚为此向刑部请示，说“案系因奸谋命，事属隐秘，本非外人所知，应取正犯确供为凭。纷纷提解，徒滋拖累”云云，请求免提钱姚氏与喻王氏进京，只写出证词画押即可。刑部对其提议断然拒绝，说该案是皇上、太后钦批，不敢稍有疏漏。杨昌浚不得不令新任浙江按察使兴奎与新任杭州知府龚嘉俊，清点证人，由候补知县刘维福带领衙役伴婆，分批将证人递解到京。未想，杨昌浚这一为民着想的举动也成为他后来获罪的原因之一。
　　
　此时刑部压力极大，严密谨慎，对卷宗进行严格审核，对查找发现出的前后供述不一的地方，更重点究查。所有涉案人员全部抵京后，刑部进行了一次大审。杨乃武见案件转交刑部审办，知道有申冤时机，就推翻前面的有罪供述，称自己十月初五日在南乡岳母家参加立继仪式，初六日午后才返回，根本没有通奸谋毒之事。其堂弟杨恭治、监生吴玉琨、民人詹善政在余杭县衙呈有公禀，现在药店钱宝生虽死，还有药铺伙计杨小桥和钱坦之母钱姚氏可以作证。葛毕氏也交待出实情，说明葛品连去世前后情况，并说验尸时，仵作并未指明是服何毒毙命。沈喻氏也交待出实情，说当时盘问葛毕氏，见她坚不承认，就到县衙控告，请求查验是否被毒身亡。又提讯王心培、王林、杨詹氏、叶杨氏等证人，都供出实情。刑部就据此上奏，请求再委员到浙江将涉案证人杨恭治、吴玉琨、詹善政、杨小桥、钱姚氏、喻敬天、喻王氏及仵作沈祥等人押解到京。
　　经过几次庭讯，各人犯、证人都交待出了自己所知实情。刑部又调查出余杭生员陈湖即陈竹山与案件关系重大，即刻饬浙江巡抚递解到京。审讯中，仵作沈祥供认，验尸时见有口鼻流血，脸色青黑，腹部有大液泡十余个，与《洗冤录》所载“服砒身死，牙根青黑，七窍流血，嘴唇翻裂，遍身发小泡”情形不符，用银针刺探喉部，也呈青黑色，就认为是服生烟土毒致死。但门丁沈彩泉坚持是服砒毒致死，县令未令擦洗银针，勘验不准。刑部又讯问当时在场的街坊邻居，都说见到沈祥与沈彩泉争执，未擦洗银针。检查余杭县衙上报案卷，只报服毒身死，没有指明何毒，又查杭州知府上报案卷，均写“七窍流血”。讯问药店伙计杨小桥及钱宝生母亲钱姚氏，确认该店没有卖过砒霜。由此种种证言，刑部确知，葛品连是何种原因死亡，难以确认。
　　见案犯、证人与原审出入甚大，刑部尚书皂保上奏请将余杭知县刘锡彤及门丁沈彩泉递解到京，同时请求将葛品连的尸棺也押运到京，准备重新勘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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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勘验的准确真实，刑部强调挖掘葛品连尸棺必须小心谨慎，要求派出兵丁押送，沿途各州县必须严密配合，并贴上封条，以防尸棺被调包。同时，命进京的证人滞留在京，以便由亲属确认所验是否葛品连的尸体，并抽调北京最有名望的仵作参与勘验。
　　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初九日，以刑部尚书皂保为首的刑部官员，偕同五城兵马指挥等地方官，在朝阳门外神会路海会寺前，对千里迢迢从余杭押运抵京的葛品连尸棺，进行当众开验。前来围观者人山人海，包括两个要犯、全部证人、余杭知县刘锡彤、原仵作沈祥、门丁沈彩泉等都排在前排。
　　打开棺材，尸体皮肉已经腐化殆尽，只剩骨殖。刑部选调的老练仵作荀义、连顺，由上至下仔细详验，发现死者卤门骨并无红晕浮出，胸部龟子骨、牙齿、牙龈、手指、足趾骨尖及周身大小骨殖均呈黄白色，并无砒霜中毒骨殖应呈青黑色的迹象，尸骨经过蒸煮也没见异常，与《洗冤录》所载正常病死符合。最后得出权威结论：葛品连确系因病而亡，并非中砒毒而死。刑部官员又当众询问刘锡彤、仵作沈祥当时勘验情况。两人均承认当时勘验存在不符合规定的勘验程序，辨验未真，误将口鼻出血、身上青黑起泡认作服砒毒致死。至此，案情已经基本清晰。
　　刑部尚书皂保又令案犯证人环跪一圈，当面对质。在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人敢再胡编乱造。全案的来龙去脉，始末经过，至此全部水落石出。历时三年，经过七审七次误判的疑案，屡经曲折，柳暗花明，至此终于大白于天下。时为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余下的就是根据情况给各人犯、证人量刑。尽管没有了杀人犯，但审判期间的一些诬告、作弊、诬攀、假证等等都应该给予惩罚，尤其是各承审官员是否存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故入人罪的行为，更要详细查究，以惩戒后人，服信民众。
　　正在朝廷开始审查各承审官员责任时，在中央官员中却开始了一场争论。按清制，如果承审官员确实借案件索贿枉法、舞弊作奸、草菅人命，则将视情节轻重被判入狱甚至处死，而如果仅系疏心大意、自以为是或才疏学浅而导致冤案发生，则处罚要轻得多，顶多是撤职流放之类。县令刘锡彤的罪责比较明显，他先入为主，自以为是，致生冤抑，罪不可赎。刑部在该案刚刚审明后，即上奏皇上，请革去刘锡彤知县之职。而对于杨昌浚、胡瑞澜这样的一品大员，是否要进行查办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竟由此扯出了朝中政治派系的争斗。
　　朝中官员按其立场分成了鲜明的两派。一派以大学士翁同龢、翰林院编修夏同善、张家骧为首，曾经上奏请求刑部复审此狱的边宝泉也属于此派。因他们都是浙江、江苏人，附和者也以江浙人为多，被称为江浙派，又以他们多系文臣谏官，常上疏论辩是非，又称朝议派。他们主张对承审官员严惩不贷。另一派则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首，成员以湖南、湖北为多的两湖派，因该派多是封疆大吏，掌握一方大权，也称实力派。
　　四川总督丁宝桢曾设计杀死过慈禧太后宠爱的太监安德海，在朝中威信甚高。他从一开始就关注此案，认为原先仵作所验结果没有错误。等刑部审问的水落石出时，他跑到刑部大发雷霆，当面指责新任刑部尚书桑春荣老耄糊涂，说人埋入土中三年，毒气早已消失，毒消则骨白，认为刑部审验不足为凭。桑春荣见他气势汹汹，怕引起朝廷政治不安，就敷衍答应其慎重研究，并与头品顶戴尚书皂保商量后，先压下参革各承审大员的疏奏，以待变故。
　　案情又笼罩上一片阴霾。
　　
　　江浙派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御史王昕语气尖锐地呈递奏折，弹劾杨昌浚、胡瑞澜等承审官员，说他们“罗织无辜，锻炼成狱”，尤其是杨昌浚竟公然斥言刑部奉旨行提人证是“纷纷提解，徒滋拖累”，欺罔蔑视朝廷，瞻徇刚愎，应即以革职重办。
　　两派之间的争斗此消彼长，朝廷两派都不敢太过得罪，一直拖延两个多月，直到光绪三年（1877）二月十六日，刑部的疏奏才最终递交上去。这篇疏奏中，皂保将杨乃武、葛毕氏一案真实经过及历次审讯过程如实详细报告，没有丝毫编造，案件方大白天下。但因牵涉到对承审官员的判罚，这篇疏奏的陈述语气和字里行间时见轻描淡写之语，以开脱承审官员罪责。如称杨乃武与葛毕氏“刑伤均已平复，确无损伤筋骨等事”，又称“历次审办不实，皆由轻信刘锡彤验报服毒酿成冤狱，先后承审各员尚非故勘故入，原验官、仵作亦无有心捏报情事”等等。最终以“沈喻氏怀疑请验，刘锡彤误验中毒，葛毕氏受刑屈招，杨乃武被刑伪供，钱坦被逼伪证，杭州府草率定案，浙江省依报照结，胡瑞澜回护属官”给该案定下调子。
　　刑部就此作出给各犯的判罚报告，拟处：余杭知县刘锡彤革职，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年逾七十不准收赎；生员陈竹山已在监狱病死，不论；仵作沈祥杖八十，徒二年；门丁沈彩泉杖一百，流放二千里；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城、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郑锡滜均革职；按察使蒯贺荪已病故，不论；训导章浚即章抡香革职；沈喻氏杖一百，徒四年；王心培杖八十；钱宝生业已病故，不论；姜位隆、刘殿臣笞四十。对于浙江巡抚杨昌浚、学政胡瑞澜因属从一品官员，其判刑“恭候钦定”。奏折上去的同一天，朝廷降下谕旨，将二人即行革职。
　　对于本案的两个主要人物杨乃武与葛毕氏，刑部认定：杨乃武与葛毕氏虽无通奸，但同食教经，不知避嫌，且诬陷何春芳等人，以脱己罪，杖一百，被革举人身份不予恢复；葛毕氏因与杨乃武同桌共食、诵经读诗，不守妇道，致招物议，杖八十。
　　至此，全案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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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乃武出狱时，年41岁。他回到余杭老家，家人为救他，变卖了所有家产，生活窘迫。杨乃武靠友人协助，此后以养蚕种桑为生，凄苦度日，心灰意冷，很少与外人交往，于民国三年（1914）病故，终年74岁，葬于余杭镇西北舟枕乡安山村附近。
　　葛毕氏出狱时，年22岁，因丈夫已死，亲友无靠，衣食无着，万念俱灰，到余杭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因庵里香客寥落，以养鸡鸭为生，在青灯蒲团、晨钟暮鼓伴守中了却残生。至民国十九年（1930）圆寂，终年75岁。墓龛建于余杭东门文昌阁，50年代墓塔被毁，80年代按原形重建于安乐山东麓。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按死亡人数和案由来看并不起眼，但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曲折复杂的案件之一，所引起的关注和社会效应也可堪称历史之最，以杨毕案为体裁的小说、电影、电视、戏剧层出不穷，不能不发人深思。通过此案，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清末民间生存画卷和清代司法程序，看到杨乃武和小白菜这些下层百姓的凄苦无助和为官者恣意妄为、自以为是、草菅人命的作派，读到了一幅真实的生活在自己身边的冤案图景，更宝贵的是，我们从此案中看到的导致冤案形成的因素在今天依然留有孑遗。不少司法人员在品质上无可非议，他们既不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也不以权谋私，绝非有意制造冤案，但却以粗心大意、先入为主，刚愎怙终造成了不少失误，酿成冤案，其后为了掩盖这些失误，往往不惜更大的错误来弥缝周圆，最终难以收拾。这对司法界的警示作用不言而喻。从此出发，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鉴戒意义使之应该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法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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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我的《正说历朝十大冤案——还您一份剥去虚幻的真实》第二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连载完毕。说是连载，其实是断断续续，其间经历了不少曲曲折折，包括我的出差。与第一案相比，这一案件完成的更为不易，其间的纷繁复杂关系、资料的查阅辨证都费去了我的不少精力，但最终完成了，于是我长出一口气，谢天谢地。
　　写作中，得到了不少朋友的鼓励、期待，让我很是感动。毕竟我的帖子中还有不少硬伤，也有些句子段落读起来艰涩拗口，但依然得到了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面对这些宽容、善意、友诚、期许的目光，我忘却了疲惫，拍拍泥土，准备继续上路了。
　　在此，还应求诸朋友的是，希望大家多提帖子中的硬伤。我之所以贴出来，就是让大家提意见，以便日后修改，个人才识有限，只有借助友朋的力量襄助了。期盼大家不吝赐教。
　　如果没有变故的话，从明天开始，我们将开始我们的第三案《袁崇焕案》，有待大家继续关注、支持、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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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崇焕案前言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公元1630年9月22日，午时三刻，北京西市口，刽子手正在施行磔刑。围观的群众人声鼎沸，前呼后拥，争着抢夺、购买从犯人身上割下来的肉片，抢到后立即塞进嘴里，大嚼一气后咽进肚里，张着鲜血淋漓的嘴谩骂着“o(︶︿︶)o 唉”“叛贼”。被刑者忍受着被割肉的惨痛，听着四周愤懑的辱骂，望着骚动的人群，热泪纵横……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乾隆皇帝读过刚刚完成的《明史》后，下旨为该犯人平反冤狱，详细寻查其子孙后代，予以安顿，而此时已经距刑案155年之久。这名被平反的犯人就是被梁启超称为“明朝第一重要人物”、“千古军人之模范”的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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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崇焕案（1)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三岁时全家迁居广西梧州府藤县。袁崇焕“少年慷慨，负胆略，好谈兵”，万历二十三年（1606）他23岁，参加在广西桂林举行的丙午科乡试，得中举人。此后虽接连四次赴京参加会试，但都没有考中。袁崇焕性格爽直，并不为落榜沉沦，每次赶考都沿途游历，遍览祖国名山大川。他又喜欢结交友人，谈论兵法战阵，还常常以自己为边才自许。直到14年后，万历四十七年，袁崇焕终于得中己未科进士。
　　就在袁崇焕金榜题名的这一年的春天，发生了一件令所有人震惊的大事：明朝辽东经略杨镐率领的20万大军被崛起于东北的满洲军击溃，几乎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正是这一战，改变了袁崇焕的命运。
　　此前，女真部族首领努尔哈赤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势力逐渐强大。四年前，也即万历四十三年（1616），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又称后金，定年号天命。努尔哈赤被尊为聪睿汗，又称天命汗。第二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攻明，进兵抚顺。从此开始，天朝大国明朝与后金开始了正面的军事冲突，令明朝大臣们谈之色变的“辽事”开始如火蔓延，直到让所有的汉人如坐针毡，食不甘味。
　　袁崇焕中进士的这一年，明廷决定大举攻辽，打算毕其功于一役，一举荡平辽东后金政权，使边疆重归安宁。由辽东经略杨镐统率20万大军，浩浩荡荡，兵分四路，直取后金核心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兵仅8万，却让杨镐四路大军三路覆没，一路败退，将领死亡310人，士兵死14万余人，马2万余匹，而后金仅死伤3000余人。明朝大国军政废弛疲沓，由此一览无余。明神宗万历帝在位47年，已经有二三十年不上朝临政，躲在宫中不出，万事不问，不管多紧急的事情只是装聋作哑，只一味往自己的仓库里敛钱。万历帝数十年的放羊政策，导致政事日非，军纪荡然，士无斗志，国力虚弱，局面困难至极。幸而此时数十年不露面的明神宗万历帝终于一命呜呼，其儿子朱常洛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因贪色误服药物而死，在位时间虽短，却留下了著名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明末朝臣的争论分立进而演化为党争留下了话题，使明朝政事更一发不可收拾。光宗死后，其儿子朱由校继位，改年号天启。
　　
　
　　乘明朝皇位更替之机，努尔哈赤接连攻陷辽东的开原、铁岭，势不可挡。萨尔浒战后，明朝派熊廷弼任辽东经略。熊廷弼到任后即整肃军纪、练兵造械，逐渐稳定局面。但朝廷内臣弹劾其无力收复失地，只知防守，罢免熊廷弼的职务，由治水有方的袁应泰继任。此时，努尔哈赤率兵进攻辽东核心沈阳，袁应泰不懂军事，7万守军全军覆没，后金军攻陷沈阳，接着攻占附近的辽阳。袁应泰自缢身亡。后金军乘胜连陷定远、鞍山等70余城，战无不胜，势如破竹，明军则闻兵色变，一溃千里，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守，更谈不上进攻和收复失地了。努尔哈赤接连得胜，把都城由赫图阿拉迁到了辽阳，势力范围显著增大。
　　明廷只得重新启用赋闲在家的熊廷弼，抵住颓势。但时任辽东巡抚的王化贞自命不凡，主张冒险进攻，凭借兵力优势击溃满军，结果其率领的14万大军大败而归。满军占领广宁，又攻占周围的四十余座城镇。王化贞一败涂地，狼奔豕突，尽弃关外之地逃命。
　　至此，明朝与后金之间的三场大战役都以溃败告终：杨镐的20万大军，袁应泰的7万大军，王化贞的14万大军都几乎全军覆没。而且，这三次大战都是后金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其他的小战更是数不胜数。满军已经让明军畏之如虎，几乎到了不战即能屈人之师的程度。
　　

共工滔天

   <FONT size=4>熊廷弼、王化贞因败被下狱治罪。当时明熹宗天启帝继位后，贪于玩乐，政权由太监魏忠贤及其党羽把握，朝廷内部党争日益激烈。以清高自许的东林党和阉党之间势如水火，经过数年的明争暗斗，阉党逐渐占据上风，不少清流正士被迫害致死。因熊廷弼与东林党人过往甚密，天启五年（1625）八月，熊廷弼被弃市，时年57岁。
　　熊廷弼(1569——1625)，字飞百，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先后三次任辽东经略，极有将才，善于用兵，使辽东局势大有起色，是明末不可多得的文武兼备的人才，却因党争被冤杀，传首九边。所谓传首九边，就是把罪犯的首级传递到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固原、宁夏、甘肃等九个边镇，震慑边疆士卒，以儆效尤。据说直到崇祯初年，熊廷弼的儿子还吵着向朝廷追要父亲的脑袋，以便回老家安葬。这成为当时影响甚大的一个冤案，对明军士气打击极大。
　　先是，熊廷弼被逮后，朝廷任王在晋为经略。当时山海关外之地，大部分由蒙古族的格尔沁诸部所控。蒙古族与满洲女真族经常为争抢财物发生争斗，结怨甚深。王在晋就想利用蒙古人守关外，以缓冲后金的冲击，上奏请朝廷发粮食布匹接济拉拢蒙古。
　　正在此时，袁崇焕站出来，表示了坚决不同的意见。他表示，蒙古族与女真族同为游牧民族，惯以狩猎掠财为生，不能相信，同时他坚定地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卒守此！”，直说只要给他兵马钱粮，他一个人就能守住山海关。一时举座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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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死的哲人

<P>LZ辛苦啦</P><P>哈哈</P>

妖猫

然后嘞？？？

仕民天下

也没什么，明史案是文字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