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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儒家论文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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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23 20:39: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关于首页“儒家四分法”一文中的几点疑问

自从汉网搞了首页后我是常常留意的,今天见到首页上一篇名为《个人认为儒家历史应分为儒家、儒教、伪儒教、新儒家》的文章,是冰风溪谷兄2007-6-13时写的。此文从前未曾拜读,我本人又对儒家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立即进入。老实讲,这种分法代表了冰风溪谷兄的观点,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接下来关于其中几处我就不敢苟同了。
1、兄言:“儒家在汉代成为主导思想后,被宗教化,形成一整套祭祀体系,至明末,可称儒教。核心为“敬天法祖”,以祭祀为本。由于对教理的看法不同,又形成许多教理派别。如理学、心学等等。”
文中将“儒教”的起源归于汉代,明显是错误的。其一,汉代儒生虽然将谶纬与儒学相连搞了“天人感应”一类,然而其只是满足统治者需求,并未宗教化。其二,“ 儒教”是针对佛教和道教在唐朝危及儒的地位而提出的,首要的观点就是韩愈的“排击佛老”。其三,“儒教”是在宋代理学家为儒家制定了诸如“宇宙观”、“人生终极追求”等之后方有一定宗教性的。其代表是张横渠的“横渠四句”和“民胞物与”。特征是人以作圣人为目标,全民参与。
2、兄言:“众多新儒家(原教旨和修正派)。”
现在所指新儒家共识是以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为第一代,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等为第二代的“当代新儒家”,并无“原教旨”一类。其特色是吸收西方思想。譬如钱宾四先生即不在新儒家中。
3、兄言:“到了宋代,出现理学,在继承了先儒的基础上,强调外在的天理道德规范对人心理的作用,强调外为内服务的一面。兴天理,灭人欲。
后来的心学主张“心即理”,复归先儒,但又强调“致”良知和“知行合一”,高度重视行的作用,主张内外兼顾,本为一体,亦外亦内,亦内亦外。”
有批评“程朱理学”之意。其中“复归先儒”是对程朱道统的怀疑,“强调外为内服务的一面……亦外亦内,亦内亦外。”是批评程朱只重所谓“外部道德”。
首先,“外部道德”之外部本身有问题,道德怎么能是外部的呢?其次,程朱有“穷理”和“理一分殊”既强调了“道”的重要,又强调了“人性万别”。最后,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是程朱的最高道德之一,而非基本道德。
4、兄言:“明末至清亡,儒教被满清改动,剃发易服,虽仍“敬天法祖”,但“敬天”依旧,“法祖”被修改,汉人以满装辫子祭祖,以磨灭其民族意识。敬天法祖被腰斩,儒教成为满族统治工具,有利处保留,不利处删除。由于搀杂了民族压迫和奴才思想等因素,此时的儒教可称“半儒教”或“伪儒教”。”
我不赞同,清代进行思想压迫,理学中绝,继之以畸形的考据之学。这是汉人儒生对满清的不满,是无言的反抗,兄这里却污蔑其为“伪儒教”。一个实例是考据学权威章太炎坚持革命,坚持反清。
这是小子的一点陋见,还请方家不吝赐砖。
原文http://www.hanminzu.com/bbs/dispbbs.asp?boardid=130&Id=160491&page=9&star=1
首页文http://hanminzu.com/Article/kjxx/200906/648.html

儒家的道与位

这几天和朋友们讨论关于儒家的话题,我觉得有几个值得一说。
一、现在还有儒家么?
这个问题,本可回答“有”、“无”、“不确定”,干脆明了。但是这个问题却引出了更多的问题,于是,我们展开了讨论。
首先,解决“现在还有儒家么?”这个问题。有一些人(有教授、有启蒙读经倡导者)认为或隐晦地认为儒家是灭亡了的。我们鉴定其存在与否,不应从单纯的直觉来讲,也不应从儒家在制度中的消失来讲。我以为当由一种类宗教的鉴定入手。于是乎,1)儒家还有信徒么?2)有所谓儒者么?3)儒家有传道行为么?我认为这三者构成了儒家的有机体。有的人认为,只要有了信徒,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儒家的存在。我以为这种说法极不妥。譬如,奥古斯丁时代与基督教相抗的摩尼教的失败就正体现着“士”(及儒者,牧师之类)的重要性。这些“士”精通教义(儒家则是称儒学),信仰坚定,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发展学说,解疑释惑。我见过许多声称尊重并学习儒学的佛教徒,他们自称汲取了不少的儒学养分。但是,他们并不能真正地深入儒家精神世界中。还有一部分人,自己标许纯粹的传统教育(以儒家为主),但遗憾的是其仅仅只是信徒。
到此,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在今日来讲是逐渐有了儒家(复活了)。在过去几十年中,儒家与其外在形式是割裂的,他由儒者的弟子——儒学研究者肢解后保存起来。如今我们汲取其中的各个片段重组了儒家。汉服代表了礼学的回归(外在形式),汉本位则喻示对先人地重新重视,是儒家宗族制的基本(内在精神)。于是我们有了信徒,有了儒者,有了传道。可贵的是我们从未失道。
二、儒家面对的窘境。
儒家确是陷入了窘境。
有两种人我不得不提。其一是症状较轻的,使儒家陷入窘境的儒家信徒。这种人我们身边有许多,其真心学习“传统”,但是,他们却只能停留在表层。他们排斥儒家的外在形式,同时质疑儒家的内在精神的正当性。我认为这正是缺乏儒者疏导的缘故。
其二是症状较重者。他们或许支持汉本位这种由儒家精神延伸出来的思想。但是他们同时声称与儒家(甚而整个传统)誓不两立。他们所行的正是切断民族精神的伪民族主义者。我分析这类人,他们具有这种奇特立场的根源在于其精神的混乱。正是由于当今没有(没建立起来)统治力足够的民族精神所致。
这两种只是窘境的其中两种。
三、儒家的方与圆。
有人误以为儒家就只有一个圆的处世原则,其兼蓄一切东西。宽容固然是儒家的处世品质,然而其对立场的坚定也是不可质疑的。子曰:非吾徒也,小子击鼓而攻之可也!
四、主人与宾。
在中国,儒家必是要在中华文明中做主人的。一切其他的都只能是宾。近来,佛教界人士颇热心推介儒家启蒙读物《弟子规》。为什么呢?那正是由于佛教已然中国化了(儒化),离了儒家这个泉眼其只能干枯。然而却有人在旁边开新口子!他们要将水引哪里去?反正不可能用于灌溉我们的禾苗。
五、与宗教的对话
今天,让人纳闷的是,儒家既未能算到宗教中,亦未能得到应有的地位,甚而,其自己不能够发展。
儒家既已复活,我们就当培育他,直到其可重为大树。我以为宋明理学的路子是必须走下去的,只有全民参与,大家都能在其中找到应有的东西,儒家才能自立。我称之为有与宗教在同一层面对话的能力(这能力就是理学的能力)。
以上就是最近所思,并与朋友们交流过的几个话题。期望方家不吝砸砖!

[ 本帖最后由 风中的血花 于 2009-6-23 20:41 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09-6-23 20:39:5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篇其实是最早写的

汉人的民族实践
在 “汉服”这一概念受到历史上最多的关注后(亦即汉服复兴运动产生之后),“汉本位”就随之出现,且不可忽视地占有了一席之地。虽然另外一些群体(与汉服有关的)忽视他,甚而弃如敝履,但是,在这个“运动”中,我们必然受其影响(就我个人讲,我受惠于这种思想)。因此,必然有疑问,汉人的民族实践如何进行?如何异于近代,乃至于当今汉本位出现之前的实践?
« 论汉本位的血缘性。
汉本位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可忽视了“血统论者”(我本人反对种族主义,所以虽然讲到汉本位和血缘,但绝对不与那种极端的发展同道)。他们将这个民族主义运动中的血缘因素抽离出来,加以专门的发展,形成了“血统论”。这有一种趋势,即向“种族主义”的发展。我不赞同这种发展,然而,我必须得说,不承认血缘的国家、民族直至个人都必将是无所适从的。孔子专门针对无君无父的行为进行批判就是强调了血缘性。在历史上我们可以借鉴许多例子。众所周知,自罗马改宗耶教,整个欧洲均为上帝的国度,然而上帝不能统一他的国度,这说明了起码两点:
1没有血缘,维系一个大一统的国度将变得困难,甚而,向着分裂发展。
2单纯的社会构造不能替代血缘的作用(社会结构必含血缘的维系)。
在一个有绝对主体民族的国家,血缘将保障其统一。这种条件是春秋后奠定的(春秋有走向欧洲式世界的可能),后来明之逐蒙即是对这种理论的最好佐证。
清后有所谓“汉八旗”者现在居然顶着满人的旗号。甚至有汉网网友为高考加分而改为壮族!这无时无刻不在警示我们:汉人须自重,须自强。
通过这段话,我只是想说明血缘虽然被一些自命“先进”的人视为“落后”的,但这乃是基础,无这基础,高楼大厦也将倒掉。
以上是先天基础。
« 论汉民族之非同于原始部落。
我们知道在原始部落中,人与人有血缘相连,一旦有非血亲者则戮之或使之为奴。因此单纯只以血为基础之人群定不是民族(血缘是先天决定之联系,是不能用任何理论来分解的既成事实,故其乃是基础之基础)。因此要以这个人群为民族则必须有其精神内涵。我们平时斥“西方中心主义”者为“香蕉人”不正是由于他们背离了本民族的精神吗?
就先秦来讲,我们有儒家,有道家,有墨子,有法家。先秦之后有佛教传入,有道教建立。再后来理学建立。到了近世西方思想传入,“马克思”的官方竖立。而作为一个汉人,不可能将这些思想全部纳入其民族精神之中。我以为,要建立汉族的精神,须是由儒家入手的。很多人不同意了,何以我们不可由道家,墨家抑或法家入手呢?有以下几点:
1儒家以仁爱为基础,所谓“仁爱”即有差等之爱。其以父母,兄弟为起点而终于天下人。是确立根本之学。
2儒家是继承发扬华夏正统的学派。孔子一生并无著书,他仅是“删述六经”,讲学亦只是“先王之言”。他的学术根本是继承传统,这本身具有了对民族传统的褒扬,这点在今天特别重要。
3道家思想主讲消极的终极转化(负的发展),且重个人之出世思想和集体的分解。其本身不利于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构建与传承。比如汉初不立儒,以至于法服到东汉才恢复。
4墨家根本上是一个以社会代替家族(血缘)的思想,故而孟子斥其为“无君无父”乃至于“禽兽也”。且其主张“无政府主义的正义”,与当政者相斥。
5法家作为一种对制度,法律治国的肯定,从古及今不曾断灭。然而若以之为根本则只能是“小儿治国”。历史上秦国行“法术”而有焚书之憾,现代有“文革”而为国民心伤。
以上是基础实践中的内在实践。
« 论礼之不虚。
礼在传统中范围至广,我所讲的只是“做人之礼”和“祭祀之礼”。首先儒家强调礼是不争的事实,其次墨子亦赞成礼中的祭祀。墨子认为祭祀可以安定人心,而且祭品在祭祀后由族人乡里人共享,不会造成浪费。
做人之礼强调了汉人的处世原则,且使人人皆有尊严,即便在古代也大大缓和了政治中的以上压下。祭祀肯定先人的价值,人生的价值,提醒人们“继往开来”,能起到醇厚民风的作用。
以上是基础实践中的外部实践。
« 从历史看两种基础实践。
有了儒的思想我们就可以改造运用外来的文明。如佛教到了中国,可以使之适合于中国,而非与原有的文明(华夏文明)作战。历史上印度文明即与伊斯兰文明作战直至今日。到了近代,儒家还适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学习西方哲学的人也不能离开“形而上学”这个引自《易经》的译名。
礼作为外部实践,其能不断地强调“汉”这个观念。“仁”的思想提炼自“礼”,“礼”的行为则受“仁”的巩固和规范。时至今日“孝”作为礼的一部分还广为东方民族所接受,肯定和实践。“恻隐之心”亦时时为人所实践。
« 论生命中的实践。
以上两种实践仅仅作为基础,我们人生中能够不自觉地实践绝大部分,所以我宁愿称之为“必然的实践”(除了如夭童之类特殊情况)。相对于前面的“必然实践”,我所讲的“生命中的实践”应称为“真实践”,因为其是在有意识,有目标的实践。
宋代理学家张横渠(其名载)为我们大多数人确立了目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认为这四句话合在一起即是最高目标,分开则为基本目标。关于这四句的解释,我以为不当太过苛刻:
1“为天地立心”,此句我认为人人皆可做到。作为实践,每天问自己一句:“我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不当是检验实践的标准,且在道德上有警醒作用。既是一种反省,又是一种认知。
2“为生民立命”,此句须得手中具有资源之人为之。我们现在仍然可见国家表彰为民的公务员,表彰积极慈善的商人。甚而,一些生活本不宽裕的人也实践者“为生民立命”的伟大人生目标。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在其境况允许下都会完成的实践。
3“ 为往圣继绝学”,不但是指儒家之学,但凡利于人类之学即为圣学。现在有些人批评当今社会如何如何乱,且认为这皆是科学之罪。我以为这类人是完全的复古主义者,科学是必定产生的,而且必然会发展,那么科学何以有良性的发展?我以为儒学早给予了答案。所以,在这里的“绝学”可以包含且必然包含科学。这句所讲的是,一个人如果希望学习一门学问或技能,那么他起码应该学好当前所有的东西(亦即发展创新是第二步),是学习者的基本要求。
4“为万世开太平”,广义地讲,每个人都应为“太平”尽力。狭义地讲,则要求政治家必须履行好其义务,这也是政治家必行地实践。
« 论汉人的“民族终极目标”。
一个民族有终极目标吗?我认为是有的。人人皆有道,况乎民族?但是我们不一定明了此道,因此须有一个“司南”。
古时诸夷慕我衣冠而袭之,慕我礼义制度而效之,慕我教化学问而求之,这正是感受到了一种宏大的汉民族之美。我以为,正可以此“美”而为“司南”来指引我们走向这个终极目标。这美也正是华夏的气质,不可更易,由此必能朝向这“民族的终极目标”前行而不致迷失。
说明:
1此文改稿数次,在这次打字时又改一遍,删除了“琐碎的问题”一节。
2这篇稿子在上一次修改时修正了初稿的“如何实践汉本位思想”的错误命题,替代以“在汉本位思想洗礼后,汉民族的民族实践如何进行”。
3打字并改于200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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