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087：治国章解（二十一）

诸子百家

十七、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1】一句经文多种解，至少需要不违道。为君切莫任小人，臣民当行君子道。

上次我们学的是“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俞樾先生《群经评议》说：“‘彼’当以小人言。‘彼为善之’句申说上文必用小人之故。言长国家而务财用所以必用小人者，以务财用之事惟彼为善之也。‘善’与‘能’同义。”

俞樾先生的意思是说，如果国君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致力于财富，所用之人就必然是小人。为什么必然用小人呢？因为小人最擅长于此事。这是说，因为国君想要谋求财富，又因为小人擅长此事，所以国君就必然会使用小人，但由此而导致“菑害并至”。

我所讲的是，因为小人自己认为致力于财用是善事，所以才致力于财用；而国君如果听从小人之言，任用小人，就必然也致力于财用，而且也必然导致“菑害并至”。两者不同的是，俞先生说，国君致力于财用，必然用小人；我说，国君任用小人，必然致力于财用。

郑玄先生说：“彼，君也。君将欲以仁义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国家之事，患难猥至，虽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恶已著也。”这是把“彼为善之”解释为国君想要行仁义、行善政，却任用小人，那么，其仁义和善政也会被小人理解为从“务财用”入手。

对于此句，历来的解释、众人的理解肯定不可能只有这三种，那么，究竟是哪一种为准呢？我认为，只要是以下几方面理解没错，就不算错：第一，国君治国不宜任用小人；第二，任用小人必然导致“务财用”；第三，治理国家而“务财用”则“菑害并至”。

问题的关键在于，读经者身居君位，能遵循圣贤之道，则不会任用小人；读经者身居臣位，能遵循君子之道，则不会成为小人；读经者身为庶民，能学习君子之道以修身，将来才会避免身居君臣之位时，或者作为某单位领导时，或者作为家长时，不行小人之道。

读经典，固然是为了使我们的心思言行不违道，但是，仅仅想要不违道还不够，因为如果我们的心不正、性不纯，就难免在自以为“正”的情况下，却会有“不正”的言行，甚至把“正”看作“不正”，而自己还不知。唯有“得道”，然后能无所不正。

因此，我在我的空间里所发的所有内容，来到贵群所贴出的文字，都不敢说已经“无所不正”了，因为我也和各位朋友一样在“学”；到贵群来，也只是与大家“共同学习”经典而已，我们共同的“老师”是“圣人之言”，所以，希望大家以经典为准则。

【2】大学重复说义利，中含圣人叮咛意。有经有传我解说，务本笃行方有益。

前面刚刚在在列举了孟献子的一段话之后说过：“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到了全文最后又把此话丝毫不差地重复了一遍。为什么要重复一遍呢？朱子说：“深明以利为利之害，而重言以结之，其丁宁之意切矣。”

朱子之言当然不错，曾子当然是在强调国君一定要“以义为利”，千万不要“以利为利”。这不是对“利”的否定，关键在于“以义”还是“以利”。“以义”在于发心于“义”，“以利”是发心于“利”。怎么才能做到“修齐治平”中的“发心”都是“义”呢？

这就要从《大学》的“经文”来说。所谓“经文”，指的是从《大学》开端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到“其所厚者薄，而起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后的文字则是曾子对这段“经文”的“传”、“解”。至于我所做的“发挥”，只是我当时学习时所思所想到的。

我为什么会说得那么“复杂”呢？首先，从修养来说，需要“为道日损”的功夫，从“读经”到“无经”，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但是，从学习来说，需要“为学日益”的功夫，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道”也须从“为学”开始。

其次，经典本身所要告诉人的都是“道理”，“义理”，而且会有“微言大义”。我们要学的是“道理”、“义理”，就不能不“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有此前提，然后“笃行之”。否则，很容易“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

所谓“微言大义”，往往是最难阅读出来的，更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可是，既然是读经，就不能不探究其“微言”之隐微所在，不能不从“浅近之言”探究其“大义”，否则，我们恐怕就永远读不懂“经”。

再次，虽然这是我个人在“自学”，但是，毕竟也在与一些愿意“同学”的朋友“共学”。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行”，不是为了撰写“论文”、“专著”，而且自己能读懂经典的朋友一般不用看我所写的文字，所以，“讲解”就不能不细致。

讲解过细，伴随着的是“散”，或者说“中心”、“要点”不突出。怎么办呢？经典原文本身就“简明扼要”，就是我所讲的所有内容的“本”，所以，请“共学”的朋友一定不要忘记了“本”，，而且要时刻注意“返本”。

最后，“为道”与“修行”都只能是你我他每个人自己的事情，谁也代替不了。我所谓的“讲座”，从我本人来说，是“学”与“思”，也是“行”的方式之一，因为我的职业是“教师”，所以，也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做一点事。

毕竟绝大多数的国人在长期倡导“白话文”的情况下，直接阅读“文言文”比较困难；在“西化”很严重而且还在“西化”过程中的国人，直接阅读“经典”，要理解得一步到位，相当困难。在此情况下，我的“讲解”也许可以作为一些朋友“读经”的暂时向导。

所以，学习《大学》，我的“讲解”只供参考，曾子的“传”、“解”是重点，孔子所传的“经文”是根本，得其道、学以行，才是“归宿”。我们结束上面一段“插曲”，再回到《大学》本文上来说。

【3】大学字数两万五，修德次序全其中。依此明德而亲民，至于至善天下平。

《大学》最后说的是“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可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我们从全文的最后再回到开头。如果“明德”不“明”，即使是想要避免“不以利为利”，而想要“以义为利”，那也犹如“痴人说梦”、“痴心妄想”。

要“明明德”，如何能得知自身所有的“明德”呢？“心法”就在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其中的“知止”是起点。须知自己在“天地人”之中，在“人禽兽”之中的位置，在“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中的位置。

身生为人，生在此时此地，是由天而定；心知“人”之责任义务、“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责任义务，是由人自己而定；在其位，能不能“素位而行”、“尽职尽责”，也是由人自己决定。因此，“知止而后”可以“有定”，而不是必然“能定”。

身心既定，心无旁骛，素位而行，不再妄动，才能“静”，进而“能安”、“能虑”，至于内心再纯净无杂，则一个人的“德”就自然能像日月一样无蔽而自“明”，此即所谓“明德”。“德”既“明”，则知“善”而明“仁”，这是“言行”之“本”，由本而生末。

知“善”而明“仁”，落实于“行事”而无不合，则是“义”。“明德”在己，行而及民，则是“亲民”。天下之人无不“明明德”，天下之人无不相亲，则可谓“至善”。“行事”先要知其终，然后从其始做起。君子之“仁”，在于“明明德于天下”。

君子之志相同，但君子所居之位不同。因此，位有天子、国君、大夫、士的区别，须知“素位而行”，须知“天下以国为本，国以家为本，家以身为本，身以心为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若“本”不立，则“末”必乱。

君子常有“修齐治平”之志，但是，不能循序渐进，其志虽刚虽宏，却难免像《师卦》六三爻辞所说的那样：“师或舆尸，凶。”因此，“格致诚正”是“修齐治平”的根本，“修齐治平”是“格致诚正”的落实。

“止定静虑德”的“明德”的“心法”，而“格致诚正”则是“明德”的“方法”，“修齐治平”是“明明德”的“步骤”。在“格致诚正”之中，“格物致知”又是“诚意正心”的开始。所以，朱子特别强调，学者千万不可忽略“格致诚正”。

没有“格物”之功，则不能“致知”。所读之书不正，所学之人事不当，不足与去除自己内心之“物欲”，如何能辨明是非对错呢？所以，没有“格物”之功，就永远好比生活在梦里而没有醒来。可叹天下众人，当学而不学，当去而不去，“致知”也难。

只有“致知”，才能自己清楚地明辨是非善恶。然而，能辨别是非善恶，却不一定能做到“诚意”。如果说“致知”是从“梦”到“觉”的关键，那么，“诚意”则是“善”与“不善”的关键，因为“意”若“不诚”，便是“自欺欺人”。

“正心”是自身之心从“善”达到“至善”的关键。只要心中还含有一点“忿懥（音志）”、“恐惧”、“好（音浩）乐”、“忧患”，就不能算是“心正”。不能“心正”，则遇到复杂事物的时候，遇到诱惑、威胁的时候，就难以保持“正心”，而作出不义之事。

所谓“修齐治平”，是“亲民”的做法，是落实“正心”的做法，是“明明德”的做法。“明明德于自身言行”则是“修身”，“明明德于家”则是“齐家”，“明明德于国”则是“治国”，“明明德于天下”则是“平天下”。

因为“国治而后天下平”，因为“平天下在治其国”，所以，《大学》虽然没有说“天下平”，但是，“平天下之道”已经在其中。毕竟“天下”是由“人”和“国”构成，所以，天下之人，修身的正道唯一；天下之国，治国的正道唯一。

当“人”能“明明德”而能做到“孝悌慈”，则“天下”之人，就是“天地人”三才之中的“人”，就是“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人间”；“国”能做到以“絜矩之道”制订法度，任贤用能，“以义为利”，就能“协和万邦”、“天下大同”。

所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告诉我们的是，《大学》所谓“格致诚正”以及“修齐治平”，是任何人都可学、可行、可达的。可学、可行，却不学、不行，“是不为也，非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