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著《中国古代衣食住行》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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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理想中的大同世界的情景为“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外户即户向外开，闭指插上门栓。由此可知在古代户是向内开，这样才便于闭紧防盗。《韩诗外传》卷十：“暮无(不)闭门，寝无闭户。”后代有“夜不闭户”的说法，也说明了“户，护也”的道理。

  

古代诗文中说到户一般都指房室之门。《论语·阳货》：“孺悲(鲁国人)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传话的人)出户，取琵而歌，使之闻之。”这是说孔子装病，但又有意让将命者和孺悲知道自己没病，只是不愿见，所以将命者才迈出房门他就唱起来。《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当户即在室内正对房门，此处敞亮便于操作。《孔雀东南飞》：“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两个户，都指焦仲卿夫妇所居之室的门。试对比：“往昔初阳岁，谢(辞别)家来贵门，”“出门登车去，落涕百余行，”则门都是院门、街门。古代的室有的还有旁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姜(齐国棠邑大夫的寡妻)人于室，与崔子(崔杼，齐大夫)自侧户出。”

  

室、堂之间还有窗子，即上文提到的牖。户偏东，牖偏西。《论语·雍也》：“伯牛(孔子的弟子)有疾，子问(探视、慰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看来伯牛病得不轻，所以孔子这样动情：客人一般不应进入主人之室，所以孔子与伯牛隔窗而语(前人认为伯牛得的是“癞”，不想让孔子看到)。《列子·汤问》：“昌(纪昌，传说中的善射者)以釐(mào，毛。牦牛的毛)悬虱于牖，南面而望之。”牖南向，明亮，所以借以练习目力。室的北墙还有一个窗子，叫向。《说文》：“北出牖也。”《诗经·豳风·七月》：“穹窒(堵塞室壁的孔隙)熏鼠，塞向埋户(用泥把门的漏缝抹住)。”

  

在堂的北边、室的户与牖之间这块地方有个专名叫扆(yǐ，乙)。《淮南子·氾论训》：“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等于说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周公的兄、弟)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负扆，即背对着扆。也就是在户、牖之间向南的位置。因此古代即以“南面”(面向南)为称王为帝的代名词。若在户牖之间立屏风，也叫扆。《礼记·曲礼下》：“天子当依而立。”《释文》：“扆状如屏风，画为黼文。”孔颖达疏：“依状如屏风，以绛为质，高八尺，东西当户牖之间，绣为斧文也。”这恐怕已是按后代的情形进行解释了。扆作为屏风的名称，又称斧扆、斧依。《仪礼·觐礼》：“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张衡《东京赋》：“冠通天(通天：冠名)，佩玉玺，纡皇组，要干将(要即腰。指佩带着名剑)，负斧扆。”

  

古代的宫室庭院即如上述，我们据此再去阅读古书，就会更准确地理解作者的行文，甚至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作者的苦心。例如《左传·庄公八年》写齐国内乱：

  

[齐襄公]队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费]走出。遇贼于门，[贼]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队：坠。丧：丢掉了。诛：责求。徒人：受过刑的人，一般充当奴仆。奚：何。御：抵抗。石之纷如、孟阳都是齐之小臣。类：像。)作者是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写的，由于确切地点明了几个人被杀的地点，就可以使人想见当时战斗从外向内发展的激烈、迅速。特别是石之纷如死于堂阶之下，说明他是且战且退的；在户下看到公足，这是因为户向里开，齐襄公是立在门后的。

  

又如《论语·卫灵公》：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是盲人，按照升堂就坐的顺序写在阶、席等关键处，孔子对残疾者的爱护和尊敬便跃然纸上了。

  

前面我们提到，《左传·庄公二十七年》写刺王僚的一段清楚地指出了卫士排列的顺序；与之相对照的，是《史记·刺客列传》对这件事的记述。司马迁写道：“王僚使兵陈(排列)，白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先户而后阶陛．颠倒了次序，显然不如《左传》“实录”得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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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室：其他建筑——《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第三编（5）



5．其他建筑

  

陕西岐山县凤雏村曾出土丁一个西周初年的建筑遗址，这是一个相当严整的两进四合院式的建筑。这个遗址既可以证实古代文献上的一些记载，又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并非像儒家经典上所规定的那样死板。

  

这个遗址与记载不同之处有：除庭院外，所有建筑物都建在台上；堂前有三阶而非两阶；堂上楹柱达到十根而非两根，而且立在屋顶下而并非在堂边；堂与室并不由户、牖相通，而是以廊相连，廊的左右形成第二进的两个小庭院，面对着室的门也有阶。

  

遗址中的有些部分与记载相合。例如大门外有影壁，大门旁有塾，庭院的左右有廊庑(很像后代的厢房)，等等。

  

门外的影壁古代叫屏，叫树，又叫萧墙。《荀子·大略》：“天子外屏，诸侯内屏，礼也。外屏，不欲见外也；内屏，不欲见内也。”《尔雅·释宫》：“屏谓之树。”《礼记·郊特牲》：“台门而旅树(旅：指道路。旅树：以屏从旁挡住道路与门之间)……大夫之僭(非法地超越)礼也。”从凤雏村遗址看，内屏、外屏之说不可信。《论语·季氏》写鲁国的掌权大夫季氏要伐鲁的属国颛臾(Zhūan yù，专于)，孔子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萧墙以内即住宅本体，这是孔子看到了季氏的家臣阳货已经把持了季氏的家政，暗示臣将危主，家起内乱。后代称家族内讧为萧墙之祸，即本此。

  

古代也有房。现在房、室无别，在古代可不是一回事。《说文》：“房，室在旁也。”段玉裁说：“凡堂之内，中为正室，左右为房，所谓东房、西房也。”《尚书·顾命》：“胤(国名)之舞衣、大贝、鼖(fén，坟。大军鼓)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兑、和、垂：古代的巧匠)在东房。”东房、西房，很像后代一明两暗的房子中的东套间、西套间。《吕氏春秋·报更》：“晋灵公欲杀宣孟(赵盾)，伏士于房中以待之。”伏于旁室才不会被赵盾发觉。《左传·宣公十七年》：“晋侯使邵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用帷幔遮住)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即郤克)怒，出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却克足跛，登堂时必不方便，所以妇人笑；郤克与齐侯相会妇人不应在侧，所以笑于房，既能看热闹，而笑声郤克也能听到。《左传·襄公十年》：“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天子之乐)……舞师题以旌夏(用大旗标志舞者行列)，晋侯惧而退，人于房。去旌，卒享而还。及著雍(晋地名)，疾。”晋侯大约由于身体虚弱而易惊，人房则不见旌夏。《汉书·晁错传》：“先为[移民]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张晏注：“二内，二房也。”这个“房”，可能已经是简化了的住宅的内室，类似现在一明两暗的暗间、套间。

  

古代住宅中还有“箱”。《汉书·晁错传》：“上(汉景帝)问曰：‘计安出?’[袁]盎对曰：‘愿屏(避开)左右。’上屏人(指让人离开)，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错。错趋避东箱，甚恨。”又《东方朔传》：“[馆陶公主]起之(往)东箱，自引董君(董偃)。”又《周昌传》：“吕后侧耳于东箱听。”对于什么是箱，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堂东西侧序外还建有一道墙，形成个狭窄的空间，当中隔开，北半部(与房为一墙之隔)叫东夹西夹，南半部叫东堂西堂，也叫东箱西箱(《仪礼》郑玄注)。有人说“正寝(君王办公的地方，等于说正室)之东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箧之形”(《汉书》颜师古注)。“殿东西次为箱”(《东京赋》薛综注)。而凤雏村出土的遗址中堂边根本没有小堂，庭院之东西反有廊庑，近似后代的厢房(厢同箱)。考察上边所引的《汉书》的几个例子，从《周昌传》看，应是东西序旁的小堂，从《晁错传》、《东方朔传》看，应是庭东西两侧的房屋。对这个问题我们暂时可以不去深究，只要知道不是庭院中的主要处所，距离堂室不远就可以了。至于像《南齐书·东昏侯传》上说的“乾和殿西厢火”，恐怕就与现在所说的厢房无别了。

  

现在说说廊庑。上边已经提到，廊庑即庭院两侧建的房子(庭院南边有门，北边有堂，所以只剩下东西两侧)。廊与庑为同义词，古代都解为“堂下周(四周的)屋”。《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乃拜[灌]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所赐金，[婴]陈之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财(裁)取为用。”因为古代君王的前堂(前殿)也叫庙，所以廊庙连称以指朝廷。如《史记·货殖列传》：“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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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足衣：鞋、袜、附：寝衣——《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第一编（17）  
2005-03-27 许嘉璐  
  
2．袜  
2．袜

  

古代的袜子，是用布帛、熟皮做的。字作韤、韈。《说文》：“韤，足衣也。”《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卫侯……与诸大夫饮酒焉，褚师声子韤而登席。公怒，[褚师]辞曰：‘臣有疾异于人，若见之，君将嗀(huò，获。呕吐)之，是以不敢。”’按照古代礼节，臣见君，需解袜然后登席，褚师穿着袜子登席，卫侯以为对自己不敬，所以“怒”。穿袜子时要用带子系上。《史记·张释之列传》：“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也。尝召居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韤解’，顾谓张廷尉：‘为我结韤!”释之跪而结之。”富贵人家可以穿丝绸袜。张衡《南都赋》：“修袖缭绕而满庭，罗袜蹑蹀而容与。” (蹑蹀niè dié，聂蝶，小步的样子。容与：缓慢的样子。)贫者则无法着袜。杜甫《北征》：“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父亲)背面啼，垢腻脚不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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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室：室内——《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第三编（6）

  

  

  

6．室内

  

室有四角，古称角为隅。《礼记·檀弓上》：“曾子寝疾，病(病重了)。乐正子春(曾子的弟子)坐于床下，曾元、曾参(曾子的儿子)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不能与成人并坐，所以坐在角落里。《论语·述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是给他讲室的一角而对方不能联想类推另三个角，就不再重复指点了：这个人的智力和学习的积极性有问题。室角必须九十度，所以“廉隅”连言表示正直不阿。

  

室内四角都有专名。《尔雅·释宫》：“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宧(yí，夷)，东南隅谓之窔(yào，要)。”奥与窔都有幽深、黑暗的意思。阳光自户、牖入室，室内自然是北边亮南边暗，所以南边两角以奥、窒为名。对屋漏与宦这两个名字的来源历来说法很多，大多附会礼制，难以自圆其说。估计与原始社会的住室情况有关，还有待于研究。

  

四隅中以奥为最尊。所以《礼记·曲礼上》说：“夫为人子者(即父母还在的男人)居不主奥。”奥是室内的主要祭祀之所。古人迷信，又是泛神论，单说居室中所要祭的神就有户、霤、门、灶等。在奥祭就是总祭上述诸神。《论语·八佾》：“王孙贾(卫大夫)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矣。’”王孙贾所引的大概是当时的俗语，其意思是在奥对神集体总祭，可是却没有奥神，祭的对象是抽象的；灶有灶神，在灶前祭则是具体的，可以致人祸福，因此应该祭此舍彼。这话颇有点“县官不如现管”的味道?因此被拘执于礼义原则的孔子所否定。

  

灶一般在屋子的中央，这样既便于使室内四面的温度均匀，同时进火口对着户、牖可以保证烧火所需的自然气流，而进入室内的冷空气也立即得到加热。在照明困难的时代，灶火也是夜晚光亮的主要来源。《韩非子·内储说上》：“夫灶，一人炀(yàng，样。烤火)焉，则后人(后面的人)无从见矣。”这是因为炀者挡住了火亮。《列子·黄帝》：“其(指杨朱)往也，舍(客舍主人)迎将家，公(男主人)执席，妻执巾栉(Zhì，至。梳子)，舍者(同住的人)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灶、席矣。”避灶是因为有新客人到来需要亮光，也需要取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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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设和起居：室内陈设——《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第三编（7）

  

  

  

二、陈设和起居

  

1．室内陈设

  

南北朝以前没有桌椅凳，而是坐在地上。坐时在地上铺张席子，所以说“席地而坐”。睡觉也在席子上面，所以又有“寝不安席”、“择席之病”的说法。稍讲究一点的，坐时在大席子上再铺一张小席，谓之重席。《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季氏饮大夫酒，臧纥为客(上宾)。既献(主敬客酒)，臧孙命北面(面向北的位置)重席．新樽絮(洁)之；召悼子(季氏将立为嫡子者)，降(下堂)逆之，大夫皆起。”此处为悼子设重席，就是要为他设特别的坐位，突出他的重要。对于君侯贵族来说只铺一张席子就算俭朴的了。《左传·哀公元年》：“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世说新语·德行》：“王恭从会稽还，王大(名忱)看之，见其坐六尺簟(diàn，电。竹席)，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草垫子)上。”但是贫苦人，包括下级士卒却是没有席子的。《史记·孙子列传》：“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不设席是同甘苦的内容之一，可见士卒之最下者行军打仗就睡在地上。

  

竹席最初叫箦(zé，责)。《礼记·檀弓上》写曾子病重，“童子曰：‘华而睕(wǎn，晚。上漆)，大夫之箦与?’”意思是曾子临死睡这样华美的竹席是违背礼的。《史记·范睢列传》：“睢佯死，即卷以箦，置厕中。”这和后代以席裹卷尸体草草埋葬是一样的。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有这样一个故事：“[齐]景公猎，休，坐地而食。晏子后至，左右灭葭而席(拨倒芦苇权且当席)。公不说，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指随行的大臣)莫席，而子独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对曰：‘臣闻介胄坐陈(阵)不席，狱讼不席，尸在堂上不席(尸：代表死者受祭的人。这句是说在丧事期间不席)。三者皆忧也。故不敢以忧侍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于贵族们说来，铺席才是正常的，该铺席而不铺则是非礼的。

  

下面就是晏婴所说的“不席”的几种情况。

  

《左传·文公十二年》：“秦军掩晋上军，赵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粮坐甲，固敌是求。敌至不击，将何俟焉!”坐甲，即把甲放在地上坐。这是“坐陈不席”。《左传·襄公十年》：“王叔陈生与伯舆(二人是周王卿士)争政……王叔之宰(家臣)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打官司)于王庭，士匄(晋大夫)听之。”坐于周王庭中，也是没有席的。这是“狱讼不席”。《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昭公于是曒(jiào叫。哭的声音)然而哭，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为菑(墙垣)，以幦(mì，密。车轼上的覆盖物)为席，以鞍为几，以遇礼(诸侯相遇之礼)相见。”鲁昭公此时被逐流亡到齐，虽非“尸在堂”，但也是“忧”事。所以不设席；但诸侯相见于路不应直接坐在地上。于是以带为席。办法折中，两全其美。

  

古代还在堂上室内设帷幕。帷与幕有别。《说文》：“在旁曰帷”，“帷在上曰幕”。上文提到《左传·宣公七年》所载齐顷公“帷妇人”以观郤克事，即于房室中张帷。堂上也可以张帷，但最初一般是丧礼的需要。《仪礼·士丧礼》：“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阶，奠于尸东，帷堂。”这是对士刚刚死去时的规定．这时死者尚未穿衣(寿衣)，用帷遮住，准备迎接宾客的吊唁。《左传·文公十五年》：“[鲁大夫公孙敖卒]声己(公孙敖之妻)不视，帷堂而哭。”《礼记·檀弓下》说到这件事时说：“帷殡(停柩)，非古也，自敬姜(即声己)之哭穆伯始也。”据说声己怨恨丈夫抛掉自己而与莒国之女结合，因此穆伯已经人敛应该撤帷了，声己还隔帷而哭，意思是不想看到穆伯。在实际生活中其实并非全按“礼”行事，如果需要，堂上也随时可以施帷。《吕氏春秋·首时》：“伍子胥欲见吴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王子光者，见之，而恶其貌．不听其说而辞之。客请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适吾所甚恶也。’客以闻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事)也。愿令王子居于堂上，重帷见其衣若(与)手，请因说之。’王子许。伍子胥说之半，王子光举帷搏(拍)其手而与之坐。”《史记·范睢列传》：“[须贾]乃肉袒膝行，因门下人谢罪。于是范睢盛帷帐，侍者甚众，见之。”范睢帷帐也应该是设在堂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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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室内设几。几为长方形，不高，类似现在北方的炕桌或小茶几。但作用却与炕桌等不同，主要是为坐时凭倚以稍休息。《诗经·大雅·公列》：“俾筵俾几，既登乃依。”意思是让人给宾客铺设好席、几，客人们登上了筵席，靠在几上。

  

古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倚几的。《左传·昭公五年》：“[圣王]设机(同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饮。”这本是说诸侯间相聘问时应该“正襟危坐”，否则就不“礼”。其实平时亲友相见也是一样的，对客坐而倚几，是一种不严肃、懒散的表现，因而也为礼所不许。《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齐宣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倚)几而卧。客不悦，曰：‘弟子齐宿(恭敬)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答焉(身体像散了架子)似丧其耦(同偶)。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南郭子綦此时是把主客观都忘掉了，而其形体与懒散无异，所以隐几。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隐几则是理所当然的。《礼记·曲礼上》：“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帝王赐人以几则表示敬老。《陈书·王冲传》：“文帝即位，益加尊重[王冲]。[冲]尝从文帝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赐以几。其见重如此。”但从三国时代起，桌案之类开始多起来，几已不多见。《三国志·毛蚧传》：“初，太祖(曹操)平聊城，班(同颁，分赏)所获品物，特以素屏风、素冯(倚)几赐蚧，曰：‘君有古人之风，故赐君古人之服。’”即称古，说明非当时通行之物。

  

古代室内有床，但与现代的床不同，较矮，较小，主要是供人坐的。《史记·郦生列传》：“郦生至。人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但床偶尔也当卧具，特别是不在房子里住宿时。《左传·宣公十五年》：“宋人惧，使华元(宋大夫)夜人楚师，登子反(楚帅)之床，起之。”既是“起之”，可知原先是卧于床的。大约到南北朝时期床即已是坐卧两用了。《世说新语·德行》：“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见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这是“坐床”。又：“[王]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阍(同暗)斫之。”这是“卧床”。《南齐书·褚渊传》：“有一伧父(等于说穷老头)冷病积年，重茵累褥，床下设炉火，犹不差(指冷觉稍缓)。”上有褥，下有火，可见也是卧具。又《王玄载传》：“世祖时在大床寝，[王]瞻谓豫章王曰：‘帐中物(指齐世祖)亦复随人起兴。’世祖衔(心中恼恨)之，未尝形色。”床而大，并支帐，这已经是寝卧专用的床了。

  

从东汉末年起出现了一种“胡床”，大约是北方游牧民族为迁徙方便而创制的，中原地区在民族交往中引进，因为跟中原所习用的床有同有异，所以加胡字以示区别。胡床的床面系用绳带交叉贯穿而成，可以折起，类似今天的马扎，所以又称绳床、校(交)椅。《世说新语·容止》：“俄而[庾亮]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指咏诗)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因为胡床轻巧便于搬动，所以常常移至室外使用。后来的木质交椅、今之折叠椅、凳，即由胡床发展而来。

  

古书上还常提到榻。榻跟床差不多，可坐，可卧。《三国志·管宁传》注引《高士传》：“管宁自越海及归，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即箕踞。详下)，其榻上当膝处皆穿。”这是“坐榻”。由此也可知在床或榻上坐时与席地而坐一样，还是“跪坐”。《三国志·简雍传》：“[简雍)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刘备)坐席犹箕踞(一种不严肃的坐法，详下)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适。自诸葛亮已下，则独擅一榻，项枕卧语，无所为屈。”这是以榻为卧具&#65533;&#6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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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设和起居：起居习惯——《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第三编（8）

  

2．起居习惯

  

我们曾经多次谈到古人是席地而坐的。坐的姿势又是怎样的呢?

  

古人坐时两膝着地，两脚的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踵上。现在朝鲜、日本还保留着这种坐法。因膝盖着地(或坐具)，所以管宁的木榻“当膝处皆穿”。如果将臀部抬起，上身挺直，就叫长跪，又叫跽(jì，记)。这是将要站起身的准备姿势，也是对别人尊敬的表示。《史记·项羽本纪》：“[樊]哙遂人，披帷西乡(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zì，字。眼眶)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樊哙突然闯进而又怒容满面，使得项羽一惊，“按剑”与“跽”是同时产生的下意识准备起身自卫的动作。又《范睢列传》：“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又《孟尝君列传》：“秦王跽而问之(冯獾)曰：‘何以使秦无为雌而可?’”这都是为要请教对方、对对方表示敬意而跽。跽之所以又叫长跪，是因为上身耸起，身子便长了。《史记·留侯世家》：“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yí，夷。桥)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同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已经)为取履，因长跪履之。”张良的表现是好的，不仅“履之”，而且“长跪”，所以老人说“孺子可教”，并把《太公兵书》传给他。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这个长跪，则是妻子怀念久征在外的丈夫，一旦丈夫来信，不禁惊喜得直起了身。有时，古书中并没有明言怎么坐着，但从人物的动作中还是可以体会得出他的姿势的。例如《论语·先进》写孔子向弟子们询问其各自的志向，当问到曾皙(字点)时，“鼓瑟希(稀)，铿尔，舍瑟而作”。要鼓瑟，必须“坐”；瑟本来倚在大腿上(如朝鲜弹奏古琴犹如是)，舍瑟，瑟落，所以“铿尔”有声；舍瑟是为了“作”，作即起，也就是长跪，这是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时所必须的。

  

古人还有一种“不规矩”的坐法，叫箕踞，或单称箕或踞。其姿势为两腿平伸，上身与腿成直角，形似簸箕。有他人在而箕踞是对对方的极不尊重。《田叔列传》：“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恭甚，高祖箕踞骂之。”荆轲先被秦王(即秦始皇)“断其左股”而“废”(站不起来)，然后又身“被八创”，“箕踞”是他就势而坐的结果，而其效果则是对对方的轻蔑。刘邦经常箕踞骂人，却是有意如此。《礼记·曲礼上》规定：“坐毋箕。”这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风俗和习惯的。《韩诗外传》卷九：“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去之(等于说休了她)。’母曰：‘何也?’曰：‘踞。’”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坐的姿势正确与否的严重性。但是如果不是有意凌人傲物，那么箕踞就是不拘小节的表现。《世说新语·任诞》：“卫君长(卫永)为温公(名峤)长史，温公甚善之。每率尔提酒脯就卫，箕踞相对弥日。卫往温许(处)亦尔。”在礼教甚严的时代，这二人的行为实际上带有一点反抗性，在一定的场合还会受到称赞。

  

坐在席上也还有些讲究。《礼记·曲礼上》：“为人子者……坐不中席。”据说一张席子，独坐时以中为尊，既为人子，即使独坐也只能靠边。又：“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一张席子只能坐四人，四人中的尊者应居席端(合坐以端为上)，多了一个人，不能尊卑挤在一起，于是请其中的尊者到另一张席上去独坐(当然，坐时要居中)。

  

已经坐在席上，如果有尊者进来或离席走到跟前来，就用“避席”的办法自表谦卑，而且要伏地。《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避席伏即离开席子在地面上伏，膝席则原地不动以膝着地，也就是长跪，虽然也是表示敬重，但其程度差多了，所以引得魏其侯的好友灌夫恼怒。避席又叫违席。《晏子春秋·内篇杂上》：“[齐]景公有爱女，请嫁于晏子……晏子违席而对曰：‘……君虽有赐，可以使婴倍(同背)其托(指其妻托身于晏婴)乎?’再拜而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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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子在室堂中要放正，即席的四边要与室堂的边、壁平行。《论语·乡党》：“席不正，不坐。”《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见晏子于齐……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废朝移时。”直席也就是正席，表示心情的郑重严肃。

  

尊者在堂则卑者在庭。宾客是受尊重的，所以凡以宾主之礼相待的上堂，而宾客的从者也须站在庭中。《韩诗外传》卷五：“楚成王读书于殿上，而轮扁在下。”轮扁是匠人，自然不得升堂。《左传·宣公二年》：“晋侯(晋灵公)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提弥明“登”而后扶走赵盾，因为

  

开始他是按礼的要求站在堂下的；他“趋”而登，是合乎礼的(参见第四编)；搀走赵盾的借口也是臣侍君宴的礼。提弥明在这一瞬间的活动，只有擅自登堂不合乎礼，但这是应付突然事变的需要。又《成公三年》：“晋侯享齐侯。齐侯视韩厥(晋大夫)，韩厥曰：‘君知(指认识)厥也乎?’齐侯曰：‘服改矣。’韩厥登，举爵曰：‘臣之不敢爱死，为两君之在此堂也。’”既言“登”，则本在下。无君命而登，这是越礼的。这是因为在前一年的鞌之战中韩厥差点亲手俘虏了齐侯，他在这里说的话已是胜利者的姿态，是有意对齐侯不敬。前面曾经提到毛遂跟着赵国公子平原君赴楚签订纵约的事，在毛遂“按剑历阶而上”后，楚王曾叱道：“胡(何)不下!吾乃与而(你)君言，汝何为者也!”这也是因为毛遂不该登堂。即使不是君臣、上下的关系，在堂上与堂下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古人在室内很讲究坐次。因为奥在四隅中最尊，所以在室内以坐西向东的位置为最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向北，坐东向西的位置最卑。《礼记·曲礼上》：“席南乡(向)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这是就几个人同一张席上而言的，但与上述的室内摆席的尊卑次第相合。《史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坐法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清楚楚的位次图：“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乡坐。亚父南乡坐——亚父者，范增也，张良西乡侍。”这个宴会是在军帐中举行的，其排列方法一如室内。项羽自坐东向，是其自尊自大的表现；范增虽是谋士，却号称亚父，因此南向，司马迁偏偏在这里加上对“亚父”一词的注解，也有说明他何以南向坐的意思；刘邦北向，说明项羽根本没把他当成客人平等地对待，其地位还不如项羽手下的谋士；张良的地位更低，当然只能西向，而且要加一“侍”字。樊哙后来进入帷帐，因为他只是个车右，所以连个座位也没有，只能随着张良在最卑的位置，而且站着，给他酒，也只能“立而饮之”。在这个席面上项伯最不好安排。他是项羽的叔叔，在家里他尊，在军中则侄儿尊，只好稍加权变，与项羽同坐东向。按照上述的“席东乡西乡南方为上”的原则，此时项羽应该坐在那张席的右端，也就是奥之所在，项伯坐在左端，也就是靠近范增的位置。

  

我们试按照“鸿门宴”的位次去验之文献，都是相符的。例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侯]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缘故)桡(曲，指不守规矩)。”看来田蚡对其兄长的胸怀还不如项羽。又《南越列传》：“[南越]王、王太后亦恐[吕]嘉(南越国相)等先事发(指叛乱)，乃置酒，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使者皆东向，太后南乡，王北向，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饮。”这是把最尊的位置给了汉使，让一向独

  

持国柄的吕嘉坐在卑位，多少带点羞辱的意思。又《淮阴侯列阵》：“于是有缚广武君而致戏(同麾)下者，[韩]信乃解其缚，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与此相反，《绛侯周勃列传》：“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游说之士)，东乡坐而责之：‘趣(同促。等于说快点)为我语!’”则周勃是以长者、尊者、教训者自居了。

  

古人所立的一些规矩，一经被儒家吸收并被写进经典，便都神秘化了。其实如果联系古人生活的环境、条件来考察，其中不少都是生活中的必然现象，是合理的。例《礼记·曲礼上》规定：“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上堂之前必先扬声者，是让室内的人有所准备，如果有人在私语，可以不被碰见。户外有二屦言闻乃人，道理是一样的，听得到室内的谈话声，说明室内二人没有谈机密事，便可以进去，否则便有窃听之嫌，弄得双方尴尬。屦不上堂也是对的。孔颖达正义：“长者在堂而侍者屦贱，故脱于阶下，不著上堂；若长者在室则侍者得著屦上堂，而不得入室。”其实屦不上堂、人室，并不在于鞋的高贵与卑贱。鞋上带着泥土，会使堂室地面不洁，人们席地而坐，衣服也会弄脏；再说堂上室内坐着许多人，身边放着一堆鞋，总是不雅。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起居条件没有彻底改变时，这个规矩一直被严格遵守。在第一编中我们曾经提到《史记·萧相国世家》所记载的刘邦特准萧何“带剑、履上殿”事，这也说明在通常情况下是不能穿鞋上殿堂的。这种特赐的条例为后代帝王所沿用，如《资治通鉴》一八五：“春，丁未朔，隋恭帝诏唐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向皇帝行礼时不自称名)。”这同样也说明直至隋唐大臣上殿还是要脱屦的&#65533;&#6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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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部件和马饰——《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第四编（2）

  

  

二、车的部件和马饰

  

1．车的部件

  

车厢叫舆。舆的左右两边立木板或栏杆可以凭倚，叫輢(yǐ，乙)。前边的横木可以手扶，叫式，通常写作轼。行车途中对所遇见的人表示敬意就扶轼低头，这个动作也叫轼。《论语·乡党》：“见冕者与瞽者(盲人)虽亵(熟悉)必以貌(以表情致礼)，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版：指国家档案)。”《礼记·檀弓下》：“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再进一步，对所尊敬的人所居住的地方也要轼，《史记·魏世家》：“[魏文侯]客段干木，过其闾(lǚ，驴。里巷的大门)，未尝不轼也。”《礼记·曲礼上》：“式路马。”路马是天子的马的专称。敬君兼及其牲畜，未免太过分了。《万石君列传》：“过宫门阙，万石君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焉。”万石君以敬慎事上著称，但见到主子的马而“式”，被作为恭谨过人的例证写出来，说明别的臣子并不都按<曲礼》的话去做。

  

舆后边的横板或栏杆叫轸。《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张丐抽殳(Shū，书。撞击用的兵器)而下，[公子城]射之，折股。(张丐]扶伏(同匍匐)而击之，折轸(公子城的车轸)，又射之，死。”《史记·龟策列传》：“[纣]头悬车轸，四马曳行。”古人从车的后部上车，因此轸留有缺口，为登车处。《战国策·赵策》：“媪(ǎo，袄。老妇人，指赵威后)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为之泣。”母亲站在车下，从轸向车舆前伸臂，只能握到女儿的足踵，这是车子就要离开时一瞬间的情景。

  

车舆中有一根固定的绳供上车时拉手用，叫绥。《论语·乡党》：“升车必正立执绥。”《韩诗外传》卷二：“晏子起而出，援(拉)绥而乘。”《礼记·檀弓上》：“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马惊败绩(指车子颠覆)，公队(坠)，佐车(副车)授绥。”不用绥，或拉不好就会出危险。

  

车辕又叫辀(zhōu，周)，为一根稍曲的木杠(也有用直木的)。《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在祖庙举行分发武器的仪式)，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耪以走。”

  

辕的后端连在车轴上，前端拴着一根横木，叫衡。衡上再加轭，卡在马颈上。轭是个叉形的木枝，稍稍外曲。(有人认为衡、轭是一个东西，只是命名的角度不同：从其横于前来说为衡，从其扼颈而言为轭。)《论语·卫灵公》：“立，则见其(指忠信)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淮南子·说山训》：“剥牛皮鞟(kuò，扩。去毛)以为鼓，正三军之众。然为牛计者不若服于轭也。” 《后汉书·列女传》：“[董]卓乃引车庭中，以其头悬轭，鞭扑交下，[皇甫规]妻谓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尽为惠。’遂死车下。”曹植《赠白马王彪》：“鸱鸦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轭又写作扼，《庄子·马蹄》：“夫加之(马)以衡扼，齐之以月题(马额上圆形饰物)。”衡与辕相连接靠的是销子，古代叫輗(ní，尼。大车上用的)、軏(yuè，月。小车上用的)。《论语·为政》：“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轭岔开的两支曲木叫軥(qú，渠)。《左传·襄公十四年》写卫国内乱，庾公差、尹公佗追赶卫侯，他们的师傅公孙丁给卫侯赶车，“子鱼(庾公差)曰：‘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射两軥而还。”古“礼”，射不求中，他射軥而不中人、马，既合古礼，又未违背追杀卫侯的命令，而以軥之微细又紧贴马颈，又足以显示其技术之高超。

  

现在说到车的运转部分。

  

车轮的辐条一般为三十根。《老子》：“三十辐共一毂(gǔ，古)。”毂是车轮中心有孔的圆木，用以贯轴。《左传·定公九年》：“齐侯执阳虎(即鲁国季氏家臣阳货)。将东之。阳虎愿东，乃囚诸西鄙，尽借邑人之车，锲(qì，气。刻)其轴，麻约而归之。”阳虎想逃到晋国去，故意表示愿意被关押在东边，齐侯把他放到相反的方向，不料正中诡计。他要逃，怕邑人追赶，所以把车轴都刻坏，这又是一计。《史记·苏秦列传》：“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因为车毂外露，而且古代车轴露在毂外的部分很长，所以以“车毂击”形容路上车辆之多。这种施轴的方法有时很碍事。《史记·田单列传》：“燕师长驱平齐，而田单走安平，令宗人尽斩其车轴末而傅铁笼。已而燕军攻安平，城坏，齐人走，争途。以轊(wèi，卫。套在车轴外露部分上的金属套，在这里即指轴端)折车败，为燕所虏，惟田单宗人以铁笼故得脱。”轊又写作軎，正是车轴一端突出的形象。车轮贯在轴端上后，为防止脱落，要用辖插在轊、轴中。辖是可以拔下来的，没有了辖车就不能行驶。过去北方的木轮大车仍用此物。《孔丛子》卷一：“夫子适齐，晏子就馆(到客舍去看望孔子)……曰：‘齐其危矣，譬若载无辖之车以临千仞之谷，其不颠复亦难冀(希望)也。”《汉书·陈遵传》：“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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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轴横在舆下，固定的方法是在舆的底部安上两块木头，把轴用绳索绑在上面。因其形状像趴着的兔子，所以叫伏兔，又叫輹(fù，复)。《左传·僖公十五年》：“车说(脱)其辕，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脱輹则舆、轮分离，所以说“不利”。

  

两轮之间的距离为轨。《礼记·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车轨相同则车辙也等宽，车同轨实际是公路标准化的一个措施，这在都是土路面的时代尤为重要。引申之，车辙也叫轨。《孟子·尽心下》：“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意思是说城门中石头路面上压出的车辙沟是由于往来车多慢慢形成的，不是驾车的两马的力量所致。曹植《赠白马王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岗。”这是说由于霖雨泥泞前面的路无法通行，于是改道。下句说辙上句说轨，辙轨同义，为避重而换用。

  

2．车的附件

  

经常在古代诗文中出现的有：

  

盖。这是由一根木柱支撑的伞形物，立于舆上。《史记·商君列传》：“五投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可见盖的主要功用是遮阳避雨。车上立盖，这是有了一定地位、财富的人享用的。《汉书·循吏传》：“其以贤良高第扬州刺史霸为颍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赐车盖，特高一丈。别驾、主簿车缇油屏泥于轼前，以章(同彰)有德。”《汉书·王嘉传》：“嘉遂装出，见使者再拜受诏，乘吏小车，去盖不冠，随使者诣廷尉。”王嘉是丞相，有了罪则去盖，与晏子正成对照。这样，盖无形中成了一定地位的标志，例如说“冠盖”即代表士大夫。班固《西都赋》：“冠盖如云，七相五公。”“倾盖”被用以形容途中相遇亲切谈话，也是指有地位者。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皇帝的车盖有特别的质料和形制，叫“黄屋”。《汉书·贾谊传》：“[诸王]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王者用黄屋，是僭越。

  

轫。古代的车没有制动装置，为防止车轮自己滑动，停车后用木头阻碍车轮，这木头就叫轫。《离骚》：“朝发轫于苍梧天津(天河的渡口)兮，夕余至于西极(西方的尽头)。”所以后代以发轫为出发、启程。进而凡以物阻挡车轮的滚动也叫轫。《后汉书·申屠刚传》：“光武(刘秀)尝欲出游，刚以陇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谏不见听，遂以头轫乘舆轮，帝遂为止。”现在在车轮前垫块石、木以防车动，盖即古代的轫。

  

辅。这是车轮外边另加上夹毂的两根直木，为的是增强轮子的承重能力。《诗经·小雅·正月》：“无弃尔辅，员(增益)于尔辐。”《吕氏春秋·权勋》：“宫之奇曰：‘……虞之与虢也，若车之辅也，车依辅，辅亦依车。’”《左传·僖公五年》记载此事云：“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因人之面颊与牙床的关系与辅、车的关系近似，所以又称面颊为颊辅，对《吕氏春秋》和《左传》中此处所说的辅、车，一般也理解为说的是面颊与牙床(车)。

  

辂(lù，路)。这是绑在车衡上以备人牵挽的横木。《史记·刘敬列传》：“娄敬(即刘敬，刘为汉高祖所赐姓)脱挽(同挽)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辂又是一种车子的名称。《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治国的办法)，子曰：‘行夏之时(历法)，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在这个意义上辂又写作路。《诗经·小雅·采菽》：“君子来朝，何锡(同赐)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

  

车舆中可以铺席，车席叫茵。《诗经·秦风·小戎》：“文茵畅毂(等于说长毂)，驾我骐异(zhù，住。后左足色白的马)。”茵后来也泛指一般的席垫，《孔子家语·致思》：“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

  

车舆的四周可以施帷，据说在上古是妇人之车。《诗经·卫风·氓》：“淇水汤汤，渐(浸润)车帷裳。”裳是车帷下垂的部分，因像人之下裳，故名。后代的车围子就是古代的车帷。后来车盖被取消，帷加了顶，就叫缦(màn，漫。又写作幔)，又叫*[巾+宪]（xiàn,显)，很像后代的车棚。《南齐书·魏虏传》：“虏主及后妃常行，乘银镂羊车，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辕中。”

  

3．马饰

  

古人讲究马身上的饰物。马饰与驾驭用的马具不可分，多数就是在马具上加上金属或玉石的饰片。例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这就是因为两千八百匹马的驭具整齐鲜明，因而连用这四个名词以显现晋军军容的肃整。韅(xiǎn，显)是马腹带。靷(yǐn，引)是引车的皮带。《左传·哀公二年》：“邮良(即古代有名的御手王良)曰：‘我两靷将绝，吾能止之(使靷暂时不断)。

  

我，御之上也。”孔颖达正义：“古之驾四马者，服马夹辕，其颈负轭；两骖在旁，挽靷助之。”那么靷就是今天的“长套”。鞅是套在马颈上的皮带，*[革+半]是套在马臀部的皮带。另有靳，是服马当胸的皮带。《左传·定公九年》：“猛曰：‘我先登(指登上晋国夷仪城)。’书(书与猛都是齐人)敛甲(指站起身准备打架)曰：‘曩者之难(等于说作对)，今又难焉!’猛笑曰：‘吾从子，如骖之靳。’”古代驾车骖马略后于服马，骖马之首与服马胸齐，“如骖之靳”即如骖马随着服马的胸前皮带而前进。杜预注：“靳，车中马也。”则是以靳借代服马。

  

勒是整套的笼头。其中马所含的“嚼口”叫衔《孔子家语·执辔》：“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也。”《汉书·匈奴传》：“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赐以冠带衣裳……鞍勒之具。&#65533;&#6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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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乘车的礼俗

  

1．立乘与驭马

  

上古乘车是站着的。《礼记·曲礼上》：“妇人不立乘。”可见男子一般都立乘。乘车的位置是舆的前部、轼木之后。御车者把辔汇总分握在两手中。《礼记·曲礼上》：“执策分辔，驱之五步而立(试行)。君出就车，则仆并辔授绥。”可见赶马行进时辔是分在两手持握的，如果一只手要干别的事，辔绳即并于另一只手。《诗经·郑风·大叔于田》：“执辔如组，两骖如舞。”组是编织成的多股丝绳，“如组”，即辔索虽多而在御者手中就像一根组绳，用力均匀，因而两边的骖马跑起来才能如舞，极为协调。古代每马两辔。两匹骖马的内侧辔绳系在轼前，这样御者共握六辔，“分辔”，则每手三根。古代绳组多为三股，所谓“如组”是很精确的。《诗经·秦风·驷驖(tiě，铁。赤黑色的马)》：“驷驖孔阜(很大)，六辔在手。”又《小雅·皇皇者华》：“我马维驷(yīn，因。浅黑带白色的马)，六辔既均。”均是说用力均匀协调。《左传·成公二年》写晋主帅郤克受伤，无法击鼓指挥，于是其御者解张“左并辔，右援枹(fú，服。鼓槌)而鼓”。六辔合在一手还要四马协力疾奔，辔虽不再“如组”，但仍要极高的技术。

  

赶马的竹杖叫策，皮条的叫鞭。《左传·文公十三年》：“[晋大夫士会]乃行，绕朝(秦大夫)赠之以策，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绕朝即借赶马之策与计谋之策同音表示自己是识破了士会的计策的。又《宣公十五年》：“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今语“鞭策”即由抽打马而变为指对人的鼓励。鞭、策都是御者所执，而御者是乘车者的臣下，因而“执鞭”一语即指服从他人、为其驱使。《史记·管晏列传》：“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同欣)慕焉。”

  

古人十分重视驭马的技术。在孔子的教学体系中设有“御”这一科。《左传》记述战争，总要交待交战双方主将的御手是谁和是怎样选定的。这在以车为交通、作战的主要工具，而路面、车体的条件都还较原始的时代是极必要的。古书中有很多关于驾车高手的记载，其技术之高超的确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例如《淮南子·览冥训》：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车摄辔，马为整齐而敛谐，投足调均，劳逸若一，心怡气和，体便轻毕，安劳乐进，驰骛若灭，左右(骖马)若鞭(像挨了鞭子一样用力)，周旋若环。造父为战国时期赵国的祖先，传说他曾为周穆王赶车会到西王母，又曾“日驰千里马”使周穆王赶回平定叛乱(见《史记·赵世家》)。王良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从《淮南子》的描述看，他们二人赶车主要靠辔绳，而不是靠鞭打。上文提到《左传·哀公二年)所载王良的故事，骖马的长套就要断了，但他能使之不断，一直到战争结束。然后，他“驾而乘材，两靷皆绝”。他让车子碾过横在地上的细木头，骖马稍一用力靷J就断了。这正是“整齐”、“敛谐”、“投足调均”的具体体现：打仗时骖马用力极为均衡，与服马极为谐调。《孟子·滕文公下》所载则是驾车打猎的情形：

  

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简子的幸臣)乘，终日不获一禽。嬖奚反命(向简子复命)，曰：“[王良]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再来一次)。”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王良]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同惯)与小人乘，请辞。”所谓“范”即法度。射御的规矩是追赶时车不能越过兽，而要在兽的左后方与兽平行奔驰，箭从兽小腹左侧射人，穿过心脏，达到右肩。这样射中的兽，血很快流尽，其肉洁美，被称为“上杀”，用于祭祀。若未穿心脏而达于右耳，为“次杀”，用于招待宾客。如果箭从臀部射人达到右肋，为“下杀”，只能供自己食用。王良开始按照这个要求驾车，嬖奚一只兽也射不到，因为他的射技不精，而且不懂法度。所谓“诡遇”，即怪异地设法遇上猎物，也就是不按法度地胡乱驰骋追逐，射法也就乱来，这在当时是君子所不为的，所以称嬖奚为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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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点滴的介绍可以看出，古人对御车有一整套严格的要求，这还不包括上车、执辔、站立的姿势等。这些要求中的大部分，是人民在狩猎、作战、旅行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要领，目的是为保证车的速度、安全和效率。古代的统治者还从驭马的方法中悟出了对人民的统治术。例如《吕氏春秋·审分》：“王良之所以使马者，约审之以控其辔，而四马莫敢不尽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fèn，愤。职守)是治之辔已。” 《韩诗外传》卷三：“昔者先王使民以礼，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犹无辔衔而鞭策以御也。”又《孔丛子》卷二：“以礼齐民，譬之于御，则辔也；以刑齐民，譬之于御，则鞭也。执辔于此而动于彼，御之良也；无辔而用策，则马失道矣。”这些比喻体现的都是儒家以礼治民的思想，虽然反对只以酷烈的刑罚进行统治，但把民比作马牛却是与其他治民学说无别的。

  

2．乘车位次

  

古代乘车一般是一车三人。三人的位次是：尊者在左，御者在中，车右在右。如果车中尊者是国君或主帅，则居于当中，御者在左。《左传·成公二年》写在睾之战中韩厥梦见他父亲告诉他：打仗的时候要躲开车舆的左边和右边，所以第二天交战时他就“中御而从齐侯”。《左传》之所以特别记述这件事，是因为韩厥本应在左。在这场战斗中晋国的郤克是主帅，应该站在中间，也就是在御者之右，所以当他伤势加重后其御解张要“左”并辔，“右”援枹，枹原本在郤克手里，也就是在解张的右边。《史记·信陵君列传》写信陵君“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上坐，即车之左。

  

车右又叫骖乘，任务是执戈御敌，车遇险阻时下去排除障碍、推车。车右都是勇而有力的人。《史记·商君列传》：“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骈胁，即胸大肌、肋间肌、背阔肌特别发达，就像连到一起了。搴之战中郑丘缓为郤克的车右，所以他说：“自始合(交战)，苟有险，余必下推车。”逢丑父是齐侯的车右，但他的臂被蛇咬伤了，所以当齐侯的骖马皮带被树挂住后他“不能推车而及(被韩厥赶上)”。车右也就是在中尊者的卫士，因而当眼看齐侯将要被俘时，“逢丑父与公易位”，冒充齐侯。这既是他的职责，也是对“不能推车”这一失职过错的弥补。韩厥真的把他当作齐侯俘虏了去，他对晋人说自己是“代君任患”，这话并不十分老实。也正是因为车右有保卫尊者的任务，所以赵盾的车右要把赵盾从晋灵公“伏甲将攻之”的危险处境中救出，而自己以身殉职；在“鸿门宴”中当樊哙听说刘邦生命受到威胁时说“臣请人，与之同命”，并冲进营门，也是在履行职责。

  

3．超乘

  

上文谈到“超乘”的礼节。超即跳，为了表示对车所路过处主人的敬意，车上站在左右两侧的人在车行进时跳下，随后又跳上去。这需要高超的技术和勇气，因此又是示勇的方式。《左传·昭公元年》：“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等于说彩礼)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惟[女]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公孙黑)盛饰人，布币(见面礼)而出，子南戎服(军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公孙楚以超乘博得了美丽女子的欢心，就是因为超乘容易体现戎士的壮勇。又《僖公三十三年》：“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为什么秦师行超乘之礼而被认为“无礼”?《吕氏春秋·悔过》载此事云：“师行过周，王孙满要门而窥之，曰：‘……过天子之城，宜橐甲(把铠甲装进袋子)束兵，左右皆下。’”现在只免胄、超乘，不但不合乎“礼”，而且有示勇的用意，当然是对周天子的不敬。其实，兵车来到别人的都城都应该收起武器，以示无意构成威胁。又《昭公元年》：“楚公子围聘(诸侯间的相互聘问)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武举为介(副使)。……武举知其有备也，请垂橐(gāo，高。盛衣甲弓箭的袋)而人，许之。”垂橐，即表示没有挟带兵器。《国语·齐语》：“诸侯之使，垂橐而人，稇(同捆)载而归。”稇载即车上装满东西，为主人所赠；垂橐，即表示一无所有，以衬托带走的礼品丰足，也是表示友好，绝不搞特洛伊木马计那一套。诸侯之间如此，对于名为天子的周王就更应如此了，秦师的轻而无礼实际是藐视周王朝的表现。《史记·万石君列传》：“[卫]绾以戏车为郎。”应劭说：“能左右超乘也。”超乘被称为戏，并因这种技术而为郎，说明汉代因以骑、步兵为作战主力，当年车战的技术已经沦为杂技一流了&#65533;&#6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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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种类——《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第四编（4）

  

  

四、车的种类

  

1．牛车、羊车

  

自古也有牛车。《周易·系辞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牛能负重耐劳，但速度慢，所以牛车多用以载物。《汉书·儿宽传》：“民闻[宽]当免(免官)，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绢属不绝。”在马车受重视的时代牛车即被认为是

  

‘贱”的。《汉书·游侠传》：“[朱家]家亡(无)余财，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小牛)。”《史记·酷吏列传》：“[张]汤死……昆弟(兄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牛车送柩是其薄葬的一项。《汉书·食货志》：“[汉初]白天子不能具醇驷(即四马同色)，而将相或乘牛车。”这是因为建国伊始，讲究不得。而东汉之末天下大乱，经济更为凋敝，于是连天子也无马车可乘。《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杨]奉、[韩]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车。”

  

但是魏晋以后坐牛车却变得时髦了。这大概是因为牛较安稳保险，对于养尊处优恬淡轻闲的士族阶层更为合适，同时也与后来政治文化中心移至江南，而江南牛多马少有关。《南齐书·陈显达传》：“家既豪富，诸子与王敬则诸儿并精车牛、丽服饰。当世快牛称张世子青、王三郎乌、吕文显折角、江昙云白鼻。”当时连皇宫里也养牛。这种情况就跟清末一些人家讲究好骡子、现在讲究名牌摩托车、汽车一样。这种乘牛车的习惯直至南宋还可看到。《老学庵笔记》卷二：“成都诸名族妇女，出入皆乘犊牛。惟城北郭氏车最鲜美，为一城之冠，谓之郭家车子。”牛车既为妇女所专用，陆游又以为新奇而予以记录，可见当时乘牛车的已不多了。

  

古代还以羊拉车。《周礼·考工记·车人》曾提到羊车，据学者考证，那只是较小的车，并非真用羊拉。汉魏以后才有真正的羊车。《晋书·胡贵嫔传》：“武帝掖庭(后宫)并宠者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羊车。”(竹叶、盐都是羊爱吃的，羊至门口贪吃就不走了。)《南齐书·魏虏传》：“虏主及后妃常行，乘银镂羊车，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辕中。”羊车的实用价值不大，因而历来为帝王消遣淫乐的工具。

  

2．栈车、辎车、安车、温车、传车、辇

  

车子因质料、用途的不同而有许多种。常见的有：

  

栈车。栈又写作辗。这是以木条编舆的轻便车。《诗经·小雅·何草不黄》：“有栈之车，行彼之道。”《左传·成公二年》：“丑父寝于辗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伤，而匿之。”因为车厢为木条所编，有空隙，所以蛇才能出于其“下”。又由于栈车似碎材所拼，所以又叫柴车。《史记·楚世家》：“荜露蓝缕，以处草莽。”服虔说：“荜露，柴车，素(不加漆饰)大辂也。”《列子·力命》：“北宫子既归……乘其筚路，若文轩之饰。”栈车是较简陋的，因此上面三例都用以说明生活的艰苦朴素。《汉书·王莽传》：“唐尊曰：‘国虚民贫，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袖，乘牝(母马)柴车，藉槀(铺草席)，瓦器。”则以乘柴车作为反对奢侈的手段。

  

辎车。即有帷幔的车子，多用于载物，帷幔可以遮蔽风雨，防止货物损害，人也可以在里面寝卧。《史记·孙子列传》：“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孙膑受过膑刑，所以“坐”着指挥；居辎车中既便于休息，也便于进攻大梁时保密。《汉书·张敞传》：“礼，君母出门则乘辎軿(píng，平)。”辎軿也就是辎车。“重车”其实也是辎车。《汉书·朱买臣传》：“后数岁，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至长安。”若说“辎重”，则指辎车中所载的重物。《老子》：“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这是以辎重指行路所带的日常生活用品。《三国志·魏志·荀攸传》：“太祖(曹操)拔白马还，遣辎重循河而西。”这是指军需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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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车。是一匹马拉的小车，可以在舆内安坐。《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事(离职)……适四方，乘安车。”《史记·甘茂列传》：“秦武王三年，谓甘茂曰：‘寡人欲安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秦武王第二年便死去了，大概这时他已自感不妙，所以想乘安车出征。如果君王用安车征聘某人(一般都是读书人)，则是一种“殊荣”。《后汉书·逸民传》：“桓帝乃备玄纁之礼(布帛之类)，以安车聘之(指韩康)。”以安车送行也是一样的道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梁]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淳于]髡因谢去，于是送以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古代车舆与轮轴之间没有弹簧，路面又不好，车子走起来颠簸之状可以想见。为了坐在上面更加舒适，可以用蒲草裹轮。

  

温车。是一种卧车，有帷幔，有窗子，可以根据气温开闭调节车内气温。《史记·齐世家》：“桓公之中钩(被管仲射带钩)，佯死以误管仲，已而载温车中驰行。”温车又叫韫辌(wēn liáng)温凉)车。又《李斯列传》：“李斯以为上(秦始皇)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韫辌车中。”后来辒辌车被用作丧车。《汉书·霍光传》：“载光尸柩以韫琼车。”近年在西安出土了完整的铜车马，有帷，有顶，顶微呈脊形，后有门，前边及左右有窗，当即辒辌车。

  

附带说一句：凡有帷幔、供坐卧或载物的车，御者都在帷幔之外、车舆的最前边，居中，而且是跪坐。

  

传车。是用于传递消息法令的车，为驿站所专用，较为轻快，在先秦叫驲(rì，日)。《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晋侯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晋大夫)……于是祁奚老矣，闻之，乘驲而见宣子。”《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景公闻之(指晏子离职而去)，大骇，乘驲而自追晏子。”这都是因为事情紧急而乘驲。

  

传车也可简称传。《史记·范睢列传》：“于是秦昭王大悦，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睢。”

  

辇。是人推挽的车。《谷梁传·成公四年》：“晋君召伯尊而问焉。伯尊来，遇辇者。辇者不辟(同避)，使车右下而鞭之。”辇者，即挽车人。《左传·成公十七年》：“齐庆克通于声孟子，与妇人蒙衣乘辇而人于闳(巷门)。”后来辇成为皇帝、皇后的专用车。《史记·梁孝王世家》：“以太后亲故，王人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苑]中。”“人”指在宫内，说明帝王只在宫内使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杜牧《冬至日遇京使发寄舍弟》：“尊前岂解愁家国，辇下惟能忆弟兄。”辇毂下或辇下都指皇帝所居之地，也就是京师。

  

附带说说肩舆。肩舆即今之轿子、滑竿，原为上山时所用，作为交通工具时代较晚，开始时也不普遍。《南齐书·垣崇祖传》：“崇祖著白纱帽，肩*(同舆)上城。”车无法上城，所以乘肩舆。《世说新语·简傲》：“谢中郎是王蓝田女婿。尝著白纶巾，肩舆径至扬州听事(官府大堂)。”白巾、肩舆，与垣崇祖同，意在表示不同凡俗。《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尝乘腰舆，有‘三卫’(皇帝卫士的总称)误拂御衣，其人惧，色变。”胡三省注：“腰舆，令人举之，其高至腰。”这样看来腰舆与肩舆同类，只是小上肩而已&#65533;&#6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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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车——《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第四编（5）

  

  

五、兵车

  

上文说到过，兵车古称戎车，因为戎是古代兵器的总称，就跟戎马是军马，戎服是军服，戎行(háng，杭)是军队一样。

  

在上古，贵族平时乘的车子遇有战事就开上战场，兵车与一般车子没有什么区别。但拉车的马在打仗时要披上铠甲。《左传·成公二年》：“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在这次战斗中不介马一事被特别记下来，即因为平时一般都要“介”，齐顷公太轻敌急躁了，因而破例。同时，兵车上要放武器如弓、矢、戈等，因而车上有橐、弢等盛武器的容器。《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共]王召养由基，与之两矢，使射吕锜(晋大夫)，中项，伏殁。以一矢复命。”又：“石首(晋大夫)日：‘卫懿公惟以不去其旗，是以败于荧。’内(纳)旌于殁中。”弢本是盛箭的，当然也就可以放旗。《左传·宣公十二年》：“晋人或以广(兵车)队(坠，指陷入泥坑)，不能进，楚人慕(jì，计。教导)之脱扃(jiōng，窘阴平)；少进，马还(旋)，又慕之拔旆投衡，乃出。”扃是兵车上搁置兵器的横阑，兵车既陷于泥淖，横木增加阻力，去掉扃后仍不免原地打转，是因为旗子兜风，抵消了马力，因此楚人又教晋人把旗子倒在车衡上。扃、旆都是兵车必备之物。

  

古代兵车上都有旗，种类、名称繁多，不能细述。旗与鼓是指挥作战的信号，因此主帅的车上必有。《左传·隐公十一年》写郑伐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挥)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蝥弧是郑伯旗的专名，大概各国诸侯、大夫的旗都有特殊的徽志。以旗麾军而师毕登，可见旗在战斗中的作用。颍考叔“取”旗，即从车上拔取。又《庄公十年》：“公将鼓之，[曹]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鼓为进军的号令，旗的具体作用大约主要是让全军看到将帅所在的位置。

  

与平时乘车相反，战车不求其舒适，而求其轻快，因而没有车盖、帷幔之类。

  

行军过程中兵车还有一个特殊的用途：宿营时用车围成圆圈，以防备敌人的偷袭或野兽的侵扰。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车者，所以当垒[也]。”《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连车”，也就是用车为营，“不可胜”，说明这种自卫方法不易击破，“示弱”，即让军队躲在里面好像不敢出战。营垒之门，就是车所围成的圆周留有缺口，并把两辆车的辕相对而向上斜立，形成门形。因此军门又称辕门。王昌龄《从军行》五：“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这种方法来源甚古。《史记·五帝本纪》：“[皇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张守节《正义》：“环绕军兵为营以自卫，若辕门即其遗象。”其实，从“军”字本身就可以看出古代是以车当垒的。军字上边的冖，在篆体即表示包成一圈，与下边的车相配，就是车子环卫的意思。《说文》：“军，圜围也。四千人为军。”圜围是本义，等到军成为编制单位的名称，已经是较晚的事了。

  

兵车中又有不同的种类和名称。《周礼·车仆》提到戎路、广车、阙车、革车、轻车五种。对此前人有过许多详细的考证，也有许多异义。我们只就古代文献中常见的略作介绍。

  

戎路是天子以及诸侯所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王(周襄王)命尹氏、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文公)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辂同路，大辂是封赐同姓诸侯的车，又称金路。古代既以车、服为等级标志，所以大辂、戎辂之服即包括车、服二者。

  

轻车即一般的战车，为进攻敌军的主力。《左传·哀公二十七年》：“中行文字(荀寅，逃亡在齐的晋大夫)告成子(齐大夫)日：‘有自晋师告寅者：将为轻车千乘以厌(压)齐师之门，则可尽也。”’战车的易损部位需用皮革包裹，因而轻车又名革车。

  

钝(tūn，屯)车。其形制已不可考，《左传·宣公十二年》：“晋人惧二子之怒楚师也，使钝车逆之。”孔颖达引服虔云：“軘者，屯守之车。”再从軘由屯得声来看，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兵车，可能不像轻车那样便于驰骋，但却为敌人车马所难于攻破，因而较为笨重&#65533;&#6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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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第四编（6）

  

  

六、步行

  

古代的达官贵人行则有车，但是人的两脚总不能永远不沾地，于是关于走路古人又留下了许多规矩。这是君王贵族们“礼”的一部分。虽然历代百姓未必照规定的那一套去走路，但文献中却时时可以看到与之相合的记载。对这些规矩有个粗略的了解，对我们阅读古籍无疑是有用的。

  

古人对走路的动作分辨得很细。例如《释名》说：“两脚进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奔，变也，有急变奔赴之也。”与今天的话对照，如果古代单说“行”，就是走；如果“行”跟“步”相对而言，行就是正常速度的走，步就是慢走。安步当车、漫步、踱步等词语中的步字还是古义。古代的“走”相当于现在的跑。《释名》以“变”释奔，是用声音相近的字词相训，意在说明奔这个词来源于变，对这一点我们姑置无论，而它说“有急变奔赴之也”倒是描绘出了奔的特点：拼命地跑。有了紧急情况时跑的速度是要比平时快得多的。刘熙只能这样来说明，中国古代没有百米赛跑。这是着眼于走路的不同速度所作的解释，很好理解。

  

《尔雅》有另一番解释，是从走路的地点方面说的，却不大好理解，可是如果搞清楚了，不但对于步、行、走、奔可以区分清楚，还可以知道些古人的礼俗。《尔雅》说：“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下面作些简要说明。

  

“时”是峙(Chí，迟)的借字，峙与踌、踟同，即后来常说的踟蹰、踌躇，是徘徊、来回走动的意思。室内狭窄，在室中“走路”的特点是不能“一往而不复”，要想持续地走下去，只能在短距离内不断往复。我们知道，大凡人走路急促时步子就比较小，舒缓时步子比较大。堂上的长度、面积都不大，走路时步子应该小一些；堂上既近于室，又是行礼之所，走路的速度也不应太快。堂下的地方较大，走路可以迈大步，速度也可以加快一些。“堂上谓之行”是说在堂上要像正常行路那样步子不大不小；“堂下谓之步”也是说每步的距离：在堂下可以迈出像漫步那样较大的步子。这是以通常表示速度的步、行说明迈步距离的大小。“堂下”也就是庭，为什么《尔雅》又说“中庭(即庭中)谓之走”呢?堂是一般的宅院都

  

有的建筑，这里的中庭指的是宫廷之庭。《尔雅》并不是说在朝庭上一定要跑，而是说只有在朝中之庭那样开阔的地方才有“走”的条件。“大路谓之奔”也是同样的道理。

  

《释名》和《尔雅》的解释初看起来有点矛盾(堂上行、堂下步，堂上比堂下快)，但若结合起来看，二者还是一致的，而且只有沟通二者我们才能对步、行、走等有全面的认识。

  

古人对行路动作的规定主要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应有不同的走法。《礼记·曲礼上》：“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武是足迹，接武即向前迈的一只脚应该在紧挨着另一只脚处落地，脚印一个“接”一个。布即散布、分布，布武即足迹不相连接。翔的本义是飞翔，在这里是比喻的说法，意思是在室内走路时双臂的摆动要小，不要像鸟飞那样挥动，也就是不要大摇大摆。显然，这些规定其实是跟《尔雅》、《释名》一致的，也是跟室内、堂上、堂下的空间状况相适应的。

  

《曲礼》还说：“帷薄之外不趋，堂上不趋，执玉不趋。”堂上地方小，不能也不必趋；执玉而趋容易脱手，把玉摔坏；帷薄之外看不到里面的人，不见则不施礼，也无须趋。《韩诗外传》卷四：“晏子聘鲁，上堂则趋，授玉则跪。子贡怪之……晏子对曰：‘夫上堂之礼，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趋乎?今君之授币也卑(矮)，臣敢不跪乎?’”子贡之怪，即因堂上不该趋而晏子趋，所据是正礼；晏子也有道理，是权变。《史记·汲郑列传》：“上(汉武帝)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同意)其奏。”以帐相隔，则双方不着面，可以免礼，武帝不冠既无所谓，依理推测汲黯也就可以不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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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礼》明确规定“三不趋”，也就等于告诉人们：在其他地方都可以趋或必须趋。例如《曲礼》说：“遭先生于道，趋而进；”“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趋进、趋退，是对“先生”的尊敬。《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避)之，不得与之言。”接舆趋，并非是“先生不与之言”，而是相反；而“趋”避(即退)也包括对对方的尊重，并非单单是为了快点躲开。又《乡党》：“趋进，翼如也(恭敬的样子)。”

  

在他人面前趋，是恭敬的表示。在儒家的经典上没有详细开列有关趋的条例，我们从古代文史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总的原则是在尊者面前要趋，特别是在君王的面前，趋更是不可少的。例如，《战国策·赵策》：“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等候)之。[触龙)人而徐趋，至而自谢：‘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臣见君，人门就要趋，因为一入门即是庭中。但触龙却是徐趋，按说这是不合要求的，因此他要声明“病足”，说明自己趋而不疾是有缘由的。作出趋的样子而又缓慢，触龙就解决了“礼”与“病”之间的矛盾，开口劝赵太后让长安君出质的话题也就有了。一一必须结合古人对趋的要求才能看出触龙“徐趋”中的“学问”。即使在战场上趋的礼节也是不可少的。《左传·成公十六年》：“却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晋楚交战，郤至见到敌国国君还要致敬，这是符合春秋时代的惯例的。他致敬的方式一共三个：下车、免胄(已见第一编)、趋。趋风者，疾趋如风。这和触龙的“徐趋”恰成对比，又过快了。但在激烈交锋的战场上还要考虑到安全问题，也只能如此。

  

对方即使不是国君，也并非尊贵年长者，只要是值得尊重的，也要趋。《论语·子罕》：“子见齐衰者(穿丧服的)、冕衣裳者(穿礼服的)与瞽者，见之，虽少(年轻)，必作(站起来)，过之，必趋。” 《史记·万石君列传》：“庆(石庆)及诸子弟人里门，趋至家。”这是因为里中还有邻居、同族人，自己地位高，对他们也要表示敬重。又：“万石君徙居陵里(长安里名)。内史庆醉归，人外门不下车，万石君闻之，不食……万石君让(责备)曰：‘内史，贵人!人闾里，里中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依万石君的意思，石庆不但要下车，而且应该“趋至家”。在官场中，下级见上司当然要趋。《后汉书·儒林传》：“[孙堪]尝为县令，谒府，趋步迟缓，门亭长(府的守门人)谴堪御史，堪便解印绶去，不之官。”趋得缓慢了都要受谴，不趋自然更是不允许的了。但要求最为严格的还是臣在君前。触龙病足(不管是真是假)也还要趋，即可见一斑。首次明文规定臣见君趋大约是在汉初叔孙通为刘邦制定的朝仪。《史记·叔孙通列传》：“仪：先平明(天亮之前)，谒者治礼，引以次人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帜)。传言：‘趋!’殿下郎中侠(夹)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此后的封建王朝基本上沿袭了这个规矩。如果谁被批准免去这一礼节，那就是独沐皇恩、特殊的荣耀了。例如萧何就是历史上第一个被赐以履剑上殿、入朝不趋的。当时还有一个周缫，并没有什么军功，只是因为有一次哭着劝刘邦不要亲自出征，“上(刘邦)以为‘爱我”，于是“赐人殿门不趋，杀人不死(不抵命)”。见到长者尊者往前紧走几步，这本是发自内心的尊敬，而一经封建统治者的利用，便成了形式，成了他们进行统治的工具了。更有甚者，《汉书·贾谊传》上说：“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敬人扩展到该人所居和死后受祭之地，也是人为制造威严的手法。依此看来，万石君过宫门阙“必下车趋”，也是有经典

  

依据的。

  

在封建社会中对于行路还有许多规定，例如“行不中道，立不中门”，“人临(进门凭吊死者)不翔”(并见《曲礼》)等等，因为跟阅读一般古籍的关系不大，就无需介绍了&#65533;&#6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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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第四编（7）

  

  

七、道路

  

古代有关道路的名称要比今天多。《尔雅·释宫》：“一达谓之道路，二达谓之歧旁，三达谓之剧旁，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七达谓之剧骖。八达谓之崇期，九达谓之逵。”所谓达即通，一达指没有岔道，三达指丁字形街，四达是两路十字交叉。

  

但是《尔雅》所列有些在文献中得不到证明，如歧旁、剧旁、剧骖、崇期。有些虽然常见于文献，可是到底所指为几达之道也很难说。例如衢，也有人说是五达，有人说是六达，甚至有说九达的。康、庄、逵是不是五达、六达、九达从文献中也很难看得出来。大约道、路为通名，凡人、车常走的地方都叫道或路，比较宽阔的叫康、庄(康、庄都有大的意思)，岔路多的叫衢、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宅第)康庄之衢。”《列子·仲尼》：“尧乃微服(穿普通衣服，化装)游于唐衢。”这两个衢字都指岔路，前面加上康或康庄修饰，意即指热闹的街市。《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挟耪以走，子都拔棘(同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淮南子·说林训》：“杨子(杨朱)见逵路而哭之。”这两个逵也是指岔道口。街与衢恐怕也没有什么分别。《史记·鲁周公世家》：“公(鲁哀公)游于陵阪，遇武伯于街。”《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记载此事“街”作衢。《史记·孙子列传》：“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正空虚的后方)，彼必释赵而自救。”街路，即交通要道。

  

此外还有一些道路的名称也应知道。

  

径。小路叫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相如度秦王虽斋(斋戒)，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走中路，是因为小路一般较大路近，可以更快地到达，更重要的是没有关卡、人少，免得暴露。《论语·雍也》：“子游(孔子弟子)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子游的名)之室也。’”这是说其人方正，没有私人之请，连走路也一定要走“正路”。径又称间道，意思是避开众人的路。《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选轻輢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萆(同蔽)山而望赵军。”因而间行也是指走小道。又《项羽本纪》：

  

“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度我至军中，公乃人。’”步走，是因为小路不能通车；间行，也与廉颇的从者从径道归赵用意一样；鸿门距霸上原本四十里，走小路只有二十里，是因为径、间道总是人们为了抄近而走出来的。

  

蹊(xī，西)也是小路。《史记·李将军列传》：“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桃、李树下的路自然是小路。因此《释名》说：“步所用道曰蹊。”

  

冲是交通要道。《左传·昭公元年》：“[郑徐无犯之妹]适(嫁)子南氏，子晰怒，既而橐甲以见于南，欲杀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执戈逐之，及冲，击之以戈，子晰伤而归。”冲要则通常专指军事上重要的地方。《后汉书·南匈奴传》：“连年出塞，讨击鲜卑，还复各令屯列冲要。”也可以说要冲。

  

古人早就知道大路两旁应该植树。《国语·周语》：“列树以表道。”可见古代路边确实栽树。

  

为了行人，首先是为了君王的使者和官员走在路上能及时得到休息，沿着国家的主要道路设有若干亭馆，有人看管，备有粮柴。《周礼·大行人》和《掌客》说天子境内沿途为诸侯前来朝聘准备粮食、马料，并且定量供应。其所述的具体条例并不可信，但行人在亭舍“打尖”则确是古已有之。《左传·僖公三十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使者)之往来，供其乏困，君亦无所害。”虽说郑要充当秦东方道上的主人，但负责供应使者的资粮却是守亭馆者的任务。这是谦辞。《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诸祭酒(五斗米教的正式成员)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这已完全是民间自发的服务设施，但其性质与《周礼》所说还是一样的。

  

大约秦汉之际这种路上的馆舍就叫亭。亭者，停也。意即供行路者停下休息的。汉高祖刘邦未起事前就是一位亭长。这时亭是否还负责供应吃喝则已不可考。后代又有长亭短亭的区别，据说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这时的亭似乎已经纯粹是供人歇脚的地方了&#65533;&#6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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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漏:

　


　6．平民百姓的头衣
　　
　　上文说过，一般非贵族中人是不戴冠的。但也要留全发，上罩头巾，称为帻（zé，责）。《说文》：“发有巾曰帻。”《方言》：“覆结（髻）谓之帻巾。”《释名》：“帻，赜也，下齐眉赜然也。”（赜然：幽深难见的样子。）通过这些汉代著作的解说我们可以知道，帻的作用是盖住发髻，可以一直盖到前额。应劭《汉宫仪》上说：“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又说：“孝武时天子以下未有帻，元帝额上有壮发，不欲使人见，乃使进帻，群寮随焉。”（均见《太平御览》所引，蔡邕《独断》略同。）从汉代起帻为戴冠者所用，所以颜师古注《急就章》时说：“帻者，韬发之巾，所以整乱发也。常在冠下，或单著之。”整发的作用和加冠的戴法都为汉以前所未有。《汉官仪》还说：“帻本无巾，如今‘半帻’而已。王莽无发，因为施巾，故里言曰：‘王莽头秃，施帻屋。’”（《独断》略同） “本无巾”的话是不对的，既然它是“覆髻”、“韬发”的，当然不能只是一圈儿而不管头顶。说用帻把头顶盖住始于王莽，这是我们的先贤总喜欢把一个东西的创造发明权归于一位名人的毛病导致的误会。
　　在古代文学、历史文献中不乏关于帻的记载和描述。例如《汉书·东方朔传》：“[馆陶公主]徒跣顿首谢曰：‘身当伏诛，陛下不致之法，顿首死罪。’有诏谢主簪履，起之东箱，自引董君（名偃，馆陶公主的情夫），董君绿帻傅韝（gòu，构。射箭时用的护臂，这里指套袖一类的东西），随主前，伏殿下。主乃赞：‘馆陶公主胞（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谒。’因叩头谢。上（汉武帝）为之起，有诏赐衣冠上。”颜师古注：“绿帻，贱人之服也。”董偃带帻著韝，是以奴仆身份谒见武帝，其实他平时挥金如土，根本不是这种打扮；武帝既赐衣冠，等于赐给他一定的身份，默许了他与馆陶公主的关系。李白《古风》之八：“绿帻谁家子，卖珠轻薄儿”，就是借用《东方朔传》的“绿帻”，指靠不正当手段富贵骄横的人。又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三辅（京兆、冯翊、扶风）吏士东迎更始（指刘玄），见诸将过，皆冠帻（等于说戴帻），而服妇人衣诸于、绣镼（同*[衤＋屈]。诸于、绣镼皆衣名），莫不笑之。”三辅吏士之所以笑，即因为刘玄的部队衣冠不整，将领还要戴贱者之帻。《世说新语·雅量》：“太傅（指谢安）于众坐中问庾[子嵩]，庾时颓然已醉，帻坠几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两娑千万[钱]，随公所取。’”又：“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蔡子叔（名系）前至，坐（座）近林公；谢万石后来，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谢冠帻倾脱，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瞋沮。”这个例子说明，汉以后帻、冠可以并戴，也可以只戴帻。冠帻是古人很重视的服饰，一个帻坠而以头就取，一个帻被人弄掉了而不急，都是“雅量”的表现，所以作者刘义庆特别把这些事写出来。
　　古人的头衣还有所谓陌头。《方言》：“络头，帞県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郊曰络头，南楚江湘之间曰陌头，自河以北，赵、魏之间曰幧头。”《释名》：“绡头，绡，钞也。钞（抄）发使上从也。或曰陌头，言其从后横陌（陌，本义为道路，这里指经过）而前也。齐人谓之崦（yǎn，掩），言崦敛发使上从也。”帞即陌，络与陌通，绡即幧。陌头、绡头、*[巾+奄]，同物而异名，陌是就其缠法而言，绡是就其制料而言（生丝织成），*[巾＋奄]是就其功用而言。陌头类似现在陕北农民用羊肚毛巾包头的方法，从后而前，在额上打结。因为古人在顶上梳髻，这样包头能顺发势兜住使不散下。陌又写作鞨。《列子·汤问》：“南国之人祝（断）发而裸，北国之人鞨巾而裘。”《释文》：“鞨音末。《方言》俗人‘帞头’是也。陌头，幧头也。”绡又写作峭。《陌上桑》：“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这说明峭头上面还可以戴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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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绡头是“俗人”所服，所以士族人常以著绡头表示不做官。《后汉书·独行传》：“[向栩]少年书生，性卓绝不伦。恒（常）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著绛绡头。”
　　古代还有幞头。幞是陌的音变。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孙策传》：‘张津常著绛帕头’。帕头者，巾帻之类，犹今言幞头也。” 《新唐书·舆服志》说：“幞头起于后周，便武事者也。”其实自古庶民就用幞头；大约从后周起正式进入上层社会并加以美化，创造了多种形式。幞头正式定名时，除保留前额上的结（留有前脚）之外，又在脑后扎成两脚，自然下垂。《老学庵笔记》卷二：“予童子时见前辈犹系头巾带于前，作胡桃结。”可见到南宋时已取消了前边的两脚。后边的两脚左右各一，用金属丝扎起，衬上木片，称为展脚幞头，为文官所戴；后边的两脚在脑后相交，称为交脚幞头，为武官所戴。因为幞头经常是用青黑色的纱做成，所以也叫乌纱，即后代俗称的乌纱帽。
　　古书上说的“角巾”，其实就是幞头的原始形态。《晋书·羊祜传》：“既定边事，当角巾东路归故里。”《世语新说·雅量》：“有往来者云：‘庾公（指庾亮）有东下意。’或谓王公可潜（暗中）稍严以备不虞。王公曰：‘我与元规（庾亮的字）虽俱王臣，本怀布衣之好。若其欲来，吾角巾径还乌衣’（王氏家族在今南京的住地）。”可见在南朝角巾是在野者的常服。
　　由此，我们知道，古代说到戴在头上的巾，所指的是经过制作的，类似现代的帽子，与现在所说的手巾、毛巾不是一类东西，虽然在上古是一巾两用的（现在有些农村中还是罩头、洗拭共用一巾）。例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羽扇纶（guān，关）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纶巾后世又称诸葛巾，就是一种冠。又如《牡丹亭》第六出：“这陆贾秀才，端然带了四方巾，深衣大摆去见汉高皇。”四方巾是明代的一种帽子，呈四方形。
　　在古代诗词中我们常见到“缠头”一词，这虽然不是陌头之类，但二者却有渊源关系，在这里附带说一说。因为帻巾之类都是以丝织品缠头，所以赠人“缠头”就跟给人汤沐、脂粉钱一样，不过是巧立的一种名目而已。《旧唐书·郭子仪传》：“大历二年二月，子仪入朝，宰相元载、王缙、仆射裴冕、京兆尹黎干、内侍鱼朝恩共出钱三十万，置宴于子仪第，[代宗]恩出罗锦二百匹为子仪缠头之费，极欢而罢。”因此，后来又把赠给妓女的丝绸也叫缠头。白居易《琵琶行》：“五陵少年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即使所赠并非缠发之物，也叫缠头。陆游诗：“濯锦江边忆旧游，缠头百万醉青楼（妓楼）。”既言“百万”，可见是钱